自由在高处

目　录

自序

因为无力，所以执着——我为什么要写作？

第一部分：面包与玫瑰

国家与玫瑰

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

老教授与小王子

梭罗的树林

为情侣求饶

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

好色关乎心灵

铺路石下是海滩

诙谐社会，政治如何玩赏？

赘肉政治学

第六种自由

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

洛克如何理解超女？

看电影，还是哭电影？

绑架为什么流行？

能养政府，为什么不能养猪？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

死刑是个笑话

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

不要活在新闻里

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地图知识分子

“火星文”入侵

背着国家去旅行

国破山河在

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奖励你，控制你

不自由的秩序如何杀人？

屋顶上的矿难

公民膝下有黄金

没什么鸟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

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柏林墙上有多少根稻草？

救故乡，救公共精神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

悲怆的明星

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假如我改《西游记》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二等于多少？

人是什么单位？

条件即逆境

预言的囚徒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

生活引导农民

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国界与自由

虽自由无以言说

被误读的《死亡笔记》

艾氏9·11

以河为界的正义

床上爱国主义

天堂五分钟

光荣背叛 ——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第三部分：演讲与独白

每个人都有权有势——凤凰网三分钟演讲

自由在高处 ——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日报七年，我的文字心灵——给朋友的信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给朋友的信

附录

易卜生主义（胡适）

后记

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易卜生

自序

因为无力，所以执着——我为什么要写作？

转眼之间，离开巴黎已经几年。我时常怀念自己在那里求学、采访与简单生活的日子。我从不讳言，虽然孤身一人，但我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迄今最难忘、最美好与最纯洁的时光。而我所学到的，与其说是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不如说是在巴黎这座城市。我写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也多是因巴黎有感而发，这是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乡愁。因了这种乡愁，归国后虽然终日忙碌，但有机会我总还是想着在巴黎转转，哪怕只为匆匆几天的停留，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为心灵做个深呼吸。

2010年初春，我去日内瓦参加第四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顺道又一次去看米哈博桥。“河水走了，桥还在。日子走了，我还在。”今年昔我，久别重逢，看着静静流淌的塞纳河水与浅绿色的米哈博桥，以及河边一棵棵刚刚长出新叶的老梧桐树，真有一种莫名的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不幸的是，当时我忘了带笔，手机又早早用光了电，什么也记不下来了。我在河边找来了小石子与断树枝，却无法捉着它们在纸上画字。因为在香榭丽舍大街另有约会，在桥边焦虑与流连了近半个小时后我只能匆匆离开。坐上RER，这是我上学时天天搭乘的快速铁路，沿着左岸，不到半小时便可以到达先贤祠边的巴黎大学。而此刻，我只能透过侧顶倾斜的车窗，无奈又无助地望着米哈博桥上的天空朝身后奔跑。我多么想记下自己的所想所爱，却找不着一支笔，并因此彻底失去了内心的安宁……那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与绝望，我至今未忘。

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当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万富翁会被灭门，而你握不住手里的笔……这样的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幸运，只有谁比谁更不幸。”想必是因为切中了时代的某些症结，这条微博很快被转了近千次。不过，谢天谢地，我还不是那个握不住笔的不幸的人。虽然还不能尽情表达我的所思所想，也不像《潜水钟与蝴蝶》里的主人公那样只能靠着眨眼睛来写作，但我总还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表达空间撑到了最大，如《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出版。

我不曾失去手中的笔，不知道无以表达者的痛苦。直到那天，当我在塞纳河边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感，一种失去了写作能力的悲哀，我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与表达对于我来说有着怎样无可替代的意义与欢乐。我知道，如果失去了手中的笔，我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一）

感谢我的父亲，一位憨厚而怯弱的农民，在我五岁那年，从生产队给我买来了一支没有花纹的铅笔，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笔，也是父亲给我的最大恩情。写到这里，我差点要掉下泪来。还记得那个夏日的傍晚，我光着膀子，将铅笔别在小短裤的松紧带上，在村子里四处炫耀。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这支笔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的确非常喜欢它，知道它很重要，并且感受到了它可能给我带来的求知的乐趣。这也许就是人的天性吧，我天生好学，在我还未入学的时候，因为能做五年级学生给我出的数学题，而且喜欢眨眼，我已经是闻名于方圆几里的小天才了。

我的乐趣并不在数学，而在语文。十五岁时，我上高二，在学校办起了文学社，开始给各年级送一份由我亲自刻写油印的文学刊物。所以我一直说，在考上大学，提着笔杆子进城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写诗歌或者小说的。那个年代，诗歌未死，乌托邦还在，小说依旧寄寓青春梦想。只是时光流转，阴差阳错，多年来我诗只写了几首，小说未着半字，评论倒是写了一千篇。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来。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书页，怎会在某篇小说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临时性强奸”、“恨爹不成刚”等诡异的章节，狰狞的诗意？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而我，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并由着自己思考问题的乐趣，卷入到评论写作中来的。

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有机会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好在事在人为，这个“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2002年，在大学毕业六、七年后，我辞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辞职的过程，其间不乏惆怅与纠结。在此之前，因为希望报社能给我一个外派的机会，再加上日报是以日为工作单位，醒来就得继续工作，不能对未来做一个很好的打算，为此蹉跎了不少岁月。直到一个清凉的夜晚，我下完夜班准备回家，就在我独自走下报社大楼去开自行车锁的那一刹那，像是突然被电击了一样。我听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机会呢？你年轻，还有梦想，你能为自己决策。那个有决策权的你为什么不给有梦想的你一个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试试呢？如果连你都不肯给自己机会，谁还会给你机会呢？”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我不能因为不给自己机会而荒废青春。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清明与力量，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让自己给自己机会。就这样，几个月内我很快办完了赴法自费留学的手续。你得承认，对于一个农家子弟而言，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学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给钱，而我在留学时还必须每年给乡下父母寄一些钱，包括其间母亲做手术的费用。不是说了吗，我是家里的“临时政府”。当然，即使如此，日子过得还算宽裕。毕竟此前工作的几年，我做过一些兼职，还有一些积蓄。虽然不是很多，但在这点上，我对原单位及曾经效力过的网络公司还是感恩的。我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并且体会到了财务自由给我的人生带来的便利。所以，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临行话别，报社有位兄长和我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尽管我正是这样做的，这段话似乎也只是为了表达对我辞职留学的赞同，但我不得不说，它对我很有启发，仿佛为我的离职出走赋予了一种特别的内涵。这算是我现在谈论的“自由在高处”的最早一点机缘吧。

乔布斯说，“你须寻得所爱。”这个问题在我少年时便已经解决了。我知道一生所爱，除了思考与写作，我的生命别无激情。我需要寻找的只是一个更开阔的平台，打开自己的世界。而这一切，在我跨出国门后，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今往后，我可以为任何华文媒体写作，接受他们的约稿。在身份上，我不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面朝社会，春暖花开”。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

（二）

感谢互联网。虽然十几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花在了网络上，这点让我时常深感不安。我是原报社最早自费上网的人。1996年，也就是在报社大楼统一接入互联网的前一年，我花了近两个月的薪水，约四千元，包括买一只猫（调制解调器）并预付一年的网费。现在“信息成灾”，新一代年轻人或许已经无法想象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们对网络信息何其渴望。而我始终相信，一个努力拓展言论自由的人，一定不忘拓展接受信息的自由，因为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础之上，自由言论才更牢靠，更真实，更全面。

而我面对公众的更自由的写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后几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直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么似曾相识，续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论，一切势必要昔日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谁也无法否认，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王芸生、董时进、张佛泉、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评论家与思想者。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到《大公报》和《观察》，从散见于各处的农村问题讨论到宪政问题研究，一切都让我相见恨晚、无比震惊。相见恨晚是因为我不曾在教科书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该得到的知识，而无比震惊则在于当代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真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充分讨论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十卷本《独立评论》时更是叹息不止。

大概十年前，我借《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梳理胡适的思想，算是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四千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我们总还是有些事情可做。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餐，当带我去的朋友向大家介绍我在南开教书，同时给《新京报》当社论主笔、首席评论员，而且还是江西人时，在座的章诒和女士立即从桌子对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你就是罗隆基啊！”当然，这只是些玩笑话。我更知道，无论我是否有所作为，罗隆基和他的那个时代早过去了。但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个时代事业未竟而惋惜。那代人没做完的事，由你现在来做，既是责任，也是机缘。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与社会工作者，愿意“吃饱了撑的”花更多时间批评亚洲和中国，何尝不是在这里找他们想要完成的“未竟的事业”呢？

在《重新发现社会》的后记里，我谈到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雨果曾经用他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三十岁以后，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在大学的课堂上，我常和学生提及斯蒂芬·茨威格写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并由此展开；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是丰满而有希望的。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

有时候我免不了去想，人生真的很无趣，因为要做那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记得上中学时，为了高考，学校墙壁上到处是“坚持”、“毅力”等激励人心的词语，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今天回过头去看，难免会有这样的经验（毋宁说是教训）与心得，靠着“坚持”、“毅力”去学的课本上的知识，去做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不需要的。

我无法不感恩生活，感恩生命，感恩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我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我年少之时，就知道自己会将一生献给文字，献给自己无限接近真理的欲望，并且年年乐此不疲。无论是写什么，一切得益于我的两个天性：一是怀疑的精神，二是思想的乐趣。而这一切，都是符合我的自由的本性的。有怀疑的精神，就很少会盲从，人生因此少走许多弯路；能体味思想的乐趣，做事便无所谓毅力与坚持，做什么都乐在其中了。我每天都不舍得睡，想了解世界多一点，想写作时间多一点。唯一需要有毅力来做却又未做成的事情是劝自己早点睡觉。就像一个男人爱上了堪称“Soulmate（灵魂之伴侣）”的美人，愿意与她共度一生，这显然是不需要什么毅力的。

（三）

我承认自己的大乐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么，我对自己的写作又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流汗的世纪。这一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我写评论，这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想到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想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我承认，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遥想胡适先生当年，不仅挨了鲁迅的骂，挨学生（毛泽东）的批。1928年，由于写《人权与约法》，还坐过国民党的几天牢。据说，若不是《纽约时报》参与营救，还险些被判了死刑。胡适的一生会因为同情而让步，却从未屈服过。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

大概是2003年前后，我在法国的电视台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歌舞剧的片花。雄浑的音乐、宏大的场面让我激动不已。歌舞剧的名字是《斯巴达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其中一句歌词“Je reviendrai，je serai des millions”。为此，我还特别将它译成了很上口的八个字——“我将归来，万马千军”。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适合一个远赴他国求学的游子的。即使是一个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未来可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学业较忙，未能亲临演出现场。而在我离开巴黎时，想买张碟已是难上加难。其后几年间，每次返回巴黎时，不忘在音像店里翻箱倒柜，但都一无所获。谢天谢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发奇想，竟然在国内的网站上买到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到国外定居，我注定要回到中国，我犁铧一般的笔尖注定是要落在这片土地上。区别在于，虽然我希望自己带领万马千军归来，但是我的理解和舞台剧里的斯巴达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万马千军，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其二，我所期望带领的，不是纵横沙场的万马千军，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会像芮成钢那样做急于“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着自己的经验与理性发言，不强迫任何人。

而且，我分明看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那些能够带领万马千军的人，未必能带领好自己。关于这一点，看看当年袁世凯的凄凉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是，打得了江山，却丢掉了自己。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当以独立思考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比带领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有趣的是，常常有读者误以为我是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待知道我还这么年轻，生命长远，有人甚至会在网上向我大喊，“嘿，年轻人，把多年来我对一位老人的尊重还给我。”我不能详尽人们误以为我是老人的原因，我想恐怕这至少和我说理的态度和叙事的风格有关吧。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即使是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也不会以征服他人为真实的乐趣，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在对方身上学得更多东西，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去写作，不仅真理会离你越来越远，连自己也会离你越来越远。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数评论，以及寥寥几篇散文。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比如我尊敬的姜弘先生）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朋友们的善意提醒，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必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在做思想的加法。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我渐渐养成了每天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和更精心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我成瘾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更不会发评论癫。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事情”。过去的两三年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三十万字的“乡村纪事”专栏，也是因了一种机缘。而且，直到今天，人近中年，我仍相信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正开始。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我对母校南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除了因为它曾有私学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与西南联大的渊源。鹿桥在《未央歌》里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适合我自己的“诗歌加论文”式的表达，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心灵又有理性的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身心愉悦，才符合我审美的情趣。

写作首先是为了生活，为了不辜负这一生的光阴，而非为了传世。但是，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流传下来的人文与理论经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没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灵的文字。我甚至敢断定，将来的经典绝非刊印在现今中国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那些可以归类于“密码学”范畴的所谓学术论文。

让我继续赞美托克维尔的文字吧。谈到历史与传统的珍贵时，他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谈到法国农民如何珍爱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时，他说“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沟通理性与心灵的两极，世界还有比这更好的文字么？

（四）

我为什么要写作，想必还因为我有一点点责任心吧。

今日世界，国家林立，看不尽纷纷扰扰。为了防范敌人，每个国家都在积攒用于相互屠杀的武器，稍有争执，便有国家在大海里扔炸弹，搞军演，炫耀肌肉。而国内，各式各样的暴力与强制仍然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这样的时候，你真觉得今天世界与中国，仍不过是生活在一个蛮荒的时代，一个不自由的时代。至少，它不是一个你我期许的美好的时代。

生于“80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又无法说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也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从“短信狱”到“跨省追捕”，从“临时性强奸”到“我爸是李刚”，从农民看不起病到“乱世用盛典”、大项目烧钱，没有谁可以对此视而不见。

在此意义上，写作必定成为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事实上，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

有几位读者，自称看了我写在微博上的一些批评性的文字而陷入“绝望”。还有一位江西的高中政治老师给我留言，“读了你的《思想国》和《重新发现社会》，钦佩你的智慧，但与此同时，对现实又是多么悲观。”我时常检点自己的写作，这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以我愿意的方式去担当。这些年来，我毫不掩饰对小说《废都》的反感。这是一部不仅作者要爬格子，还要读者爬格子的小说，里面充满了虚假的绝望。也许，我这样要求一个作家过于苛刻，但这与其说是要求他人，不如说是苛责我自己。在我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所以我才会那么热爱《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放牛班的春天》等电影。

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了适当的宽解。有些作品，只是让你恢复了痛感，这和绝望完全是两回事。如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背马鞍的男孩》（又名《两条腿的马》）。“一天一美元，也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匹马”，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愿被奴役。这是一部残酷的电影，如果说《物种起源》论证了动物如何进化为人，那么《背马鞍的男孩》的意义则在于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让人退化为动物。萨米拉是个“80后”，十几岁开始便在伊朗电影界获得很好的声誉。在她看来，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人坏，而是关系坏。这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也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努力，最关键还在于如何确立一种良好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

因为看了我几篇文章或者微博而有痛感的人，我同样希望他们可以如此积极理解。不要把疼痛当绝望，凡事还是看积极的一面，至少我和周围很多朋友都在积极地做事；同时也给自己的视界多一点时间感：一百年前中国还有凌迟，五十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四十年前中国还在破“四旧”，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许跳舞，二十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十五年前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十年前中国还有收容遣送条例，五年前中国还没有物权法，两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一年前中国还没有通过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社会终究是在进步。退一步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你总还可以做最好的自己，因为你即你选择。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以《重新发现社会》的出版为例，谁能想到这本书会因为一位老校对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意见而不得不换出版社，并在一年半后收获各种美名？只要大家肯努力，愿思考，不放弃，社会终究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走。

虽然这一切，皆非一日可以完成，但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而这也正是我看电影《让子弹飞》的感受，那是一部关于我们时代的寓言。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以及活得舒展自由的本性，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的几十年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铜墙铁壁如今已被穿得千疮百孔，现在只需要一点点耐心，“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五）

2010年暮春，我在家乡参与筹建了一个图书馆，向社会募捐了不少图书。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愿意在一位捐赠者的留言中看到自己的志向：“其实文字秀美者众，难得的是见识；见识明辨者众，难得的是态度；态度端厚者众，难得的是心地；心地温暖，更需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方是做学问、求真理、提问解惑、治世济人的书生。”

清晨，阳光照进世界的每一座庙宇。有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为什么还会去信宗教呢？如果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去信了宗教，宗教岂不成了信仰的替补品？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愿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条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我会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会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笔端，从每日清晨写下第一字的时候开始。我用文字祷告，我用文字诵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托付给这一切。

一个寂静的冬日，我在北京的一号线地铁里捧书而读，读到封底上于右任给虚云老和尚的评价，险些掉下眼泪。归纳起来，这个评价无外乎八个字：“入狱身先，悲智双圆”。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人生么？我跑到哪里去了？

回家后，我给自己换了状态——“入狱身先，悲智双圆。虽未能至，心向往之”。我无法像地藏菩萨一样，修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决心，但在心底里，我是诚心诚意地希望自己能做过上一种慈悲而有智慧的生活，这是我人生的兴趣所在。让文字收藏我的生命和我想要的世界，也许才是我写作的最大目的吧。

当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是内求的信念，是反求诸己，而非外求他人，更不是为了拉人入伙，便烧了他家的房屋，从此断了他回家的念想。

同为科学家，是做舍生取义的布鲁诺，还是隐忍苟安的伽利略，首先是个人自由。这方面，东德剧作家布莱希特已经通过他的戏剧《伽利略》写下注脚。在伽利略因为“害怕皮肉之苦”而选择妥协后，他的学生安德雷亚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而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不是么？今日中国，那些热衷于将韩寒当作英雄来崇拜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是否同时在逃避一个时代的责任？他们是否理解了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所说的——“那些想收获自由所带来的美好的人，必须像真正的人那样，要承受支撑自由价值的艰辛”？

以自由的名义，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主的生活；以生活的名义，谁也不要去鼓励他人牺牲。勇敢也罢，懦弱也罢，背后都是个人有选择如何生活的自由。事实上，虽然伽利略选择了妥协，但他并不像有些人一样，保全了生命，却放弃了人生。他的行为后来得到了学生的谅解，在被软禁的几年间，伽利略完成了关于力学与落体定律的《对话录》。他之所以坚持活下来，而不是做广场上人人可见的牺牲，是因为他相信“即使手上有污点（即向教会忏悔），也总比两手空空的好”；相信真理是时间的孩子，而不是权威的孩子；相信他今天种下一棵苹果树，有朝一日会有苹果掉到另一个人的头上。

绿树红砖，书声琅琅。至今还记得年少时背诵“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时的情景。然而，当我检视人类历史的进阶，由低级向高级之演进，却是“两点之间，曲线最短”，这也是伽利略的观点吧。我中学有位老师说过“河流弯曲是为了哺育更多的生灵”，想来社会改造也是如此吧。是的，它发展得十分缓慢，简直让人无以忍受，可这种表面上的弯曲何尝不是为照顾更多人的利益呢？暴力革命如瀑布气势磅礴，从天而降，飞流直下三千尺，但它不为任何人停留，只有噪声而无营养。

自由在高处，也在你我平凡的生活里。那天下午，去参加一个聚会，见了一些熟悉却未曾谋面的朋友，晚间又和一位心仪已久的同龄在另一场合不期而遇。这让我想起回国后的一次次相聚，我很后悔几年间没有好好记录下每一次聚会谈论的内容。它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心跳与疑难，也见证了民情的纠葛与转变。

再后来，我因《重新发现社会》去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参加《新周刊》的颁奖会，并且有了以下获奖感言：“相信中国因有社会而有未来；相信我们每天的付出都有报偿；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相信大家一起努力，万物各成其美；相信阳光如此美好，坏人也会回头”。我同样相信，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困顿中前行的人们，将来总有一天会站在自由而幸福的彼岸会师的。我不要天堂，我只要底线。因为没有底线，就没有自由。

2010年12月19日，改定于西子湖畔

第一部分：面包与玫瑰

你须寻得所爱。——史蒂夫·乔布斯

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国家与玫瑰

2002年的一个冬日，雨水绵绵，我去布雷斯特的FNAC买回一张《小王子》的法语磁带，一路上边走边听，听到我熟悉的那段文字时，不禁停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Si quelqu’un aime une fleur qui n’existe qu’à un exemplaire dans les millions et les millions d’é toiles，ça suffit pour qu’il soit heureux quand il les regarde. Il se dit：“Ma fleur est là quelque part...”Mais si le mouton mange la fleur，c’est pour lui comme si，brusquement，toutes les é toiles s’é teignaient ！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如果羊把它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忽地熄灭了……（译文）

你须寻得你所爱，并且为之守望。这是我初读《小王子》时的感动，至今未息。

而且，这种爱并不止于男女之情，也包括我对文字与思想之热爱。我曾经和删除我文章中的好句子的总编辑说，如果你删除文章里我最想表达的那句话，我之所爱，这就像羊把小王子的玫瑰吃掉了一样，对于我来说，这篇文章里所有的字在你的报纸上都忽地熄灭了。

回望人类历史，千百年来，我们守望的不只是爱，还有生活。当政治横行无忌，夺走我之所爱，夺走我之生活，那些被人高歌的伟大事业同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忽地熄灭了。

尽管历史充满残酷，但它又是那么丰饶多情。关于爱与生活，本文不作长篇大论，只讲两个与之相关的小故事，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却有着共同的主题。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据说当年的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丰厚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难怪莎士比亚会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讷征服罗马帝国”。生活，让战争走开，让帝国坍塌。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巴黎玫瑰”的。1942年5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沿罗纳河两岸直驱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门广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收到一大把鲜艳的玫瑰，里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街请都怀抱鲜花，让纳粹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字条的落款是“洛希亚”，一个卖花姑娘。据说，当德军进驻巴黎时，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她心里十分难受，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报道此事，这个细节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战士们极大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当年执勤的德军士兵著书回忆此事时，同样不忘感慨：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却无法征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这是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前者，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生活。准确说是平民的生活愿望征服了帝王的政治野心。在那样的年代，不跟随国王打仗算是“政治不正确”了。然而，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面貌——所有帝国终究灰飞烟灭，只有生活永远细水长流。而后一个故事则表明，即使大军压境，即使枪炮压倒了玫瑰，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人们一样可以尽享伊迪丝·皮阿芙《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中的情爱，选择站在玫瑰一边。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对自由的不死梦想。你可以摧毁我的美好生活，却不能摧毁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二十一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如何从政治的世纪、流血的世纪，回到生活的世纪，流汗的世纪，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

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

2007年9月，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故宫方面表示，该咖啡店系故宫自主经营品牌，属于故宫奥运前进行的经营网点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与此前星巴克的性质完全不同。

九卿值房易帜，不同还体现在招牌上——在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如此就地取材、摇身一变难免给人一种唐突而荒诞的印象。一切似乎应了那句“与其让别人祸国殃民，不如让自己祸国殃民”——如果的确如先前所说，咖啡馆的存在有损故宫伟大而光辉的形象。

对于如何看待故宫新开的咖啡馆，来自新浪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38%的人认为故宫不应该开咖啡店等类似的商业店铺；30%的人认为不应赶走星巴克，这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支持开中国人自己的咖啡馆的人数则占到了20%。如此看来，赶走星巴克未必是民意使然。至少，透过这项简单的调查支持星巴克留任的人数似乎要比“中华老字号”还要多一些。

近年来，有关文化殖民、全球化的争论此起彼伏。星巴克在故宫做了几年，没想到一被符号化，一被有志青年“檄文”了，便开始“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了。

然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假使中国人不那么妄自菲薄，愿意承认西方文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借鉴于中华文化，是部分中华文化在大西洋边的开花结果，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将其完全视为异域文明，或者外来者文明。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标榜的文化都将行之不远。事实上，即使是咖啡文化，也是东西交融、不断拓展的产物。一方面，咖啡并非西方土生土长，十八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另一方面，咖啡文化在欧洲的形成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谁能想到，若干年前，许多中国人在大街上想起麦当劳，既不是因为麦当劳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美食，也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某种象征，而是因为麦当劳的厕所里随时有人在做卫生，并且备好了柔软的手纸？

故宫“内瓶装外酒”的幽默，不禁让我想起有关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一段故事。1949年，朱可夫元帅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品尝了可口可乐，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是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渐渐不愿意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众所周知，可口可乐一度被当作美国的象征，自北约建立以后，其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此，朱可夫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据说，这一想法很快便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该公司特地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标签则是一枚苏联红星。这一切，就像几十年后，故宫的爱国主义者将星巴克换成了“中华老字号”。

抛开种种政治或文化的冷战，朱可夫元帅知道，无论贴上什么标签，“爱国主义”也罢，“帝国主义”也罢，可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和许多平凡的人一样，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卓越功勋的元帅，挡住了德军，却没有挡住生活。有趣抑或无趣的是，几十年后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坐在故宫的九卿值房外体验老年朱可夫之烦恼，继续徘徊在标签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之间。

本书作者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制作的书影。背景图为在二战中罹难的荷兰屋图书馆。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空袭后，位于西伦敦的荷兰屋图书馆严重受创，几位爱书者流连其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老教授与小王子

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于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名言今已广为流传：“Libert é，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的另一句名言知道的人并不多——“Plus je vois les hommes，plus j’admire les chiens”，意思是“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他说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论定这句话是李敖从罗兰夫人的闺房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罕见之事。

不过，透过这一男一女、一中一洋，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狗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又有见证。

2007年7月，成都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为捡来的小狗办丧事，两天花了十万元。舆论一时哗然。

“人狗情未了”。据称这位老人有高血压，经常生病住院，老伴五年前去世了，孩子们都有工作，长年不在身边。三个多月前当他从大连来成都定居，在街道上散步时遇到了这只流浪狗。小狗一直跟着他，这让他觉得“爷俩”很有缘分，于是就将它带回了家。老人说，“在这三个月时间里，狗狗就一直守在我身边，好像亲人一样在关心我。”

如此惊世骇俗的葬礼注定会招来一些人的反对。有人批评老人斥巨资治狗丧是糟蹋钱，所谓“黛玉葬花同命相怜，教授葬狗铜臭相连”；也有人责怪老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捐给山区的孩子。

这些话看似正气凛然，却经不起推敲。一方面，给狗花钱并不能推导出老人没给或必须给其他孩子花钱；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都有人生的当务之急，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临死时还有万贯家财是可耻的。这句话通常被人当作慈善劝诫的招牌。不难发现，这句话也间接印证在有生之年花光自己的钱财是一种权利——只要这些钱是老人的合法所得，怎么花是老人自己的事，旁人着实无权干涉。

为什么不能尊重老人的选择呢？毕竟，老人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有关“奢侈”的指责同样有悖于事实。如孟德斯鸠所言：“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说，奢侈本来就是完成社会的财富流动与资源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夕阳无限好，只是太凄凉。晚年的落寞与孤独在老人身上显而易见。如其所述，儿女不在身边，他不得不将情感寄托在一只偶尔拾得的流浪小狗身上。不幸的是现在小狗也没有了。为狗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常人虽然难以理解，但对他来说却在情理之中。至于十万元背后藏着怎样的暴利，显然，人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有关殡葬部门，而不是这位行走于风烛残年中的老人，他不过是要还平生一个“隆重的心愿”。从这方面说，老人的“奢侈”也不过是“心愿”面对高价时的“逆来顺受”。

我想，那些苛责老人的人真有必要去翻翻《小王子》了。至少，在这部伟大的童话里可以找到有关情感与交往的些许密码：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他一心一意地照料她、爱着她。然而，有一天，当他在地球上的花园里看到整整五千朵跟他的花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小王子才知道那朵举世无双的花原来只是一朵平平常常的花，于是他倒在草地上哭了。

这时，打算和他交朋友的狐狸却对他讲了个关于“驯服”的道理。狐狸说，人的感情建立在“驯服”的基础上，“驯服”就是建立纽带，一份默契，一种责任。在“驯服”之前，大家和成千上万的同类并无区别，也不互相需要。但是“驯服”后，就会彼此需要，而且对于各自来说对方都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你深爱一个人，不忍舍弃，不是因为她/他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你的爱才让他/她变得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小王子再次来到花园里时，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星球上曾经驯服了他的那朵玫瑰花仍旧是唯一的，它和花园里看似一模一样的花并不一样。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更多是通过心灵，而不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的。

仔细想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故土情怀”、“怀乡病”何尝不是因为这种“驯养”，若非如此，热爱故土就只能是一种“嫁鸡随鸡”的无奈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爱情同样也是因了这种“驯养”。正因为此，小王子才会想着给花画一副铠甲，给羊画一副嘴套。这朵玫瑰对于小王子的意义，旁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位老教授来说，几个月的“驯养”让那只流浪小狗成为他生命与生活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小狗的死，就像小王子的玫瑰凋谢于风中或毁于绵羊之口，个中情感与悲痛已非局外人所能体会。为什么有人愿意冒死保卫自己的旧宅？当人们纷纷指责老人挥金如土、“爱狗不爱希望工程”时，又有几人看到他抛舍钱财，泪流满面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

梭罗的树林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见《流行性物欲症》）。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里萨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极。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

为情侣求饶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为避免自己的家庭受到外部“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的钢铁意志。

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里所谓的“贞洁城堡”，不过是一幅基于自闭的幻象，而且这座城堡是建立在剥夺他者权利的污泥浊水之上的。

之所以在文章开篇介绍这部影片，是因为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大学试图为学生建造这样一座“贞洁城堡”。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某学院曾经出台一则新规定：如果发现有胡乱践踏学校草坪，或是在学校公共场所与恋人搂抱等有损于学生干部形象的不良行为，将被撤职。

对于“禁止践踏草坪”这个规定，我是一直不太能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我有破坏草坪的欲望，而是因为走遍世界许多地方，发现草坪通常都是给行人歇息、野餐或晒太阳的地方——否则，我真想不出这草坪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意义。若为绿化，为何不直接种树？遗憾的是，这草坪在中国更多只能是个形象工程，而非生活工程。

本文我更想谈的是“禁止恋人搂抱”，这种规定着实毫无新意。为此，你甚至不用追溯到奥威尔笔下“性欲是思想罪”的极端年代。另一条新闻是南京林业大学勤工助学的学生，戴上红袖章巡视校园，一旦发现校园情侣有过分亲昵的行为就要及时上前提醒、制止。南京林业大学负责人对此表示，校园巡视岗解决了近百人的助学岗位，又承担着维护校园文明环境的职责，是团委工作的一大创新。

有学生在网上诉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戴红袖章的越来越多了。以前还只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有人巡逻，现在居然一周七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巡逻！我和男朋友只不过坐得靠近了点，就被他们说：“同学，请好好坐！”据说，有男生只是给女生擦个眼泪，也要被端正姿势。

端正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就试着端正这个人的姿势，这同样是一种暴力。大学如何成了培养“小脚侦察队”、“老太婆在看着你”的地方？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首先同情的不是那些被惊扰的学生情侣，而是参与了这种勤工助学的学生。若非为贫困所迫，相信他（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这种并不体面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端正自行车的姿势来贴补学业，他（她）也绝不会去端正其他情侣的姿势。因为情侣们用的这些姿势，年轻的“红袖章”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用得着。将心比心，将姿势比姿势，恐怕届时也并不觉得有何猥琐可言。

想必世间一定有一种人，喜欢以偷窥者的角色进入广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就会心痛。否则，你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校园里有情侣在亲昵，而校方却要派人去端正姿势了。奇怪的是这些管理者，他们在电影里看到才子佳人们在大街上亲昵不觉得猥亵，甚至会在心底里高呼爱情的美好，人性的欢娱，而到了校园里看得满眼的却是“不洁”。试想，一双男女，在阳光下拥抱、浅吻，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么？遥想巴黎，最常见的动人景象不也是男男女女之香颐软吻，有时候你甚至会在地铁里看到上了岁数的人在那里亲热。为什么不试着理解这些沉浸在幸福中的人？至于姿势问题，我倾向认为，两个拥抱的人，更像是互相绑住了双手，他（她）们对社会没有进攻性呢！

有网友留言，这个规定让大学里的“日租房”变得火爆了。如此情景，让你不得不怀疑出台这些规定的人，或许是“日租房”公司的托了。

不要以为我在妄言。如果你到校园里走一走，就会发现，如今大学里的“日租房”广告在数量上早已超过了纵横四海的“办证”广告。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广告是为谁服务的。而之所以有此繁荣，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性要舒展；二是学校无条件。

前者，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有着正常的性心理与爱的需求。虽然社会并不鼓励他们过早涉足男女之事，但毕竟现在社会开放，大学生不是都已经允许结婚了么？和过去不同的是，今日大学早已不是革命时期的军营。大家来到学校只是为了完成学业，而非做圣徒。只要不触及法律，他们有权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治。

后者，现在的大学宿舍还没有达到人性化居住的程度。记得我在法国上学时，即使是本科生，学生公寓也都是一人一间；而在中国，大学通常都是六到八人一间，即使是博士生，也是两人一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年前，北京理工大学一位叫修良章的博士生发公开信退学，导火索即是因为他与同住的另一位博士生无法相处，而又无法调换宿舍。如其所述，好在他只是“绝食抗争”，没有学习当年叱咤校园的马家爵。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抗战时期曾经写过一篇奇文——《为国家求饶》。在文中，王芸生一求“只要有钱捞，什么坏事都敢做的官僚”；二求“这几年财也发够了的国难商人”；三求“那些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在全民抗战的国难关头，“请你们饶了国家吧！”王芸生在写这篇文章后仅四、五年的光景，国民党就失去了江山。

这个冬天的早晨，我无法像王芸生那样充满激情地关注国家大事。只想小处着手，谈一点自己的小小愿望，愿有情人在终成眷属之前，可以在校园里、在大街上正大光明的拥抱；也希望那些以教育为业的大人，不要将大学修炼成一座“贞洁城堡”，而是要多看看人性温情的一面——也请你们饶了那些情侣吧！

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

大概十年前，当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 beau 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母校南开大学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后来者感恩。

再后来，每逢过圣诞节前后，我总会找几首歌曲来听。听得最多的两首，一是《没有你的圣诞节》（Noël sans toi），二是《圣诞老公公》（Petit papa Noël）。前一首歌是圣诞情歌，唱的是心爱之人不在身边的寂寥心情；后一首歌写的则是一个小孩，在平安夜来临的时候，跪在地上做临睡前的祈祷，希望圣诞老公公能够原谅他平时不够乖，一定要给他带礼物，天气寒凉，雪花飞舞，出门别忘穿厚衣裳。尤其是《圣诞老公公》，每当我听它的时候，内心总是无比安宁纯净，感恩到泪如泉涌。而这就是圣诞节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时常在想，如果在我的幼年，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今天，我能听着这些歌曲，全拜生活之所赐，我很珍惜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我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然而，有些人对日渐流行的圣诞节文化却保持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比如在2006年12月，来自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以此“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有人拿国家和传统绑架国民了。

“十位博士联署”炒得火热，仔细一看，“十位博士”当中也有“半成品”。想必其中几位尚未熟透的“博士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就算你是“博士熟”，糖葫芦般串成十个，讲究阵容与排场，再挂上名牌来告诉我或者我们现在身处怎样一种险境，也未必尽能说服我。毕竟，名牌与排场都不是证据。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

“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是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

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不应是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

我们的一切文明，当归属于人类文明。然而，有些人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几瓣，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勾引大家举起各自的一瓣西瓜进行肉搏。文明对立论者说别人手里的西瓜被下了毒药，而自己的那一份却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此逻辑，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老人却是为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洋节”，还是“土节”，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公共产品。究竟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对待节日，那完全是后人的自由。至于说圣诞节对本土节日的压迫，更是无稽之谈。毕竟，圣诞节并不具有排他性，它至多只是多给民众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并非多数人选择过圣诞节，其他人就不可以过圣诞以外的节日。十位“同端博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驱逐圣诞老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愚蠢观念剥夺或诋毁他者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我封闭的自由，若是号召别人和他们一样自我封闭，而且自我封闭到了“爱国”与“爱传统”的高度，倒真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了。今日中国正在转型，在此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征途中，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加法，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减法；有些人为民众获取更多的权利签名，冒险犯难，促进中国的自由与繁荣，有些人则为“驱逐异端”签名，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增加几副手铐与脚镣。

我主张“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一个社会的富庶，就在于我们有较多种的选择。平安夜，不知道那些博士们在松树林里搜捕圣诞老人，为中国文化做净身运动。文化卫道士们或许永远目光明亮，他们不用睡觉，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终究会疲倦。若要相安无事，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继续保留“唤醒国人”的热情，与此同时也请尊重我们在劳碌一天或一年后选择如何休息或睡觉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同样是在圣诞节前后，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争论的问题仍是要不要过圣诞节。当年那位发起联署抵制圣诞节的学生也到了现场。谈着谈着，这位学生坦承，自己现在的想法和过去不一样了，准确说是不像过去那样激烈反对了，并且承认过不过圣诞节，完全是个人的事。那天录节目比较匆忙，没能多问，也不知道其他九位至今是何想法，以及是否仍有热情在大雪天追捕圣诞老人。

好色关乎心灵

2005年，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提到“好色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一是死于国色。前者指的自然是“牡丹花下死”的男人，后者则是指那些“为乌托邦献身者”，他们在一个虚构的“美丽新世界”中迷失方向。

在一些思想封闭的人看来，“好色”是个坏词。平素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某些妻子把在大街上顾盼其他美丽女性的丈夫称为“色狼”，甚至要求离婚。由丈夫的爱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诉讼，是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在我看来，好色并非是件肮脏的事。庄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心所为何物？我的回答就是“好色”——因为“好色关乎心灵”。

有人不能理解，误以为“好色关乎下体”。这种观念只停留于肉欲，而没有抵达美，否则你就不能理解在巴黎的大街上为什么到处是裸露着上体的美丽雕塑。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好色的本性，我们不妨简单“洞察”一下马斯洛，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洞察未来》一书中，马斯洛讲了一段自己好色的经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是如此地美丽，所以，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这位姑娘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看，于是走过来对我说：‘我认识您，而且知道您在想什么！’

“我吃了一惊，有点不自然地说，‘真的吗？’‘对，’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学家，您正试图对我的心理进行分析。’

“我哈哈大笑，回答：‘那并不是我正在想的！’”

在这里，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层次的理论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我之所以引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时常像这位漂亮姑娘一样，习惯从过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否定人的油然而生的“好色本性”。事实上，好色乃人之常情，不容忽视。回到马斯洛的回忆现场，他欣赏女性（好色）更是源于心灵，因为任何美都不是计算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基丁老师有所批判——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

其后诸事更关乎理性。无论马斯洛因此堕入爱河，还是不择手段骗得这位女性的欢欣，我们都不能否认那些高尚或卑鄙的行为同样源自马斯洛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纳粹当年对德国疯狂一时的爱情何尝不是一种国家理性？

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关乎心灵的东西，往往是向善的；导致人走向罪恶的，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择，是计算。爱情是关乎心灵的，而获取爱情的手段却是关乎理性与头脑的。同样是为了爱情，有的人选择更自由的方式，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侮辱与强奸；同样是爱国，有人选择了共生主义，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复仇主义与专制主义。

倘使理解“好色关乎心灵，而不关乎强奸”，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邦梦想（追求“国色”）有了宽容之心——向往美好世界无罪，就像人们顾盼美女无罪，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性。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启蒙运动、乌托邦运动多持批判态度。当理性的梦想破灭，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开始受到欢迎。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邦理想。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乌托邦情调”。然而，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应该说，关于理性与情感、头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催眠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林语堂则说，“男人只懂人生哲学，女人却懂人生。”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男人的理性有时却接近幻觉。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精光。

一个好社会，必定要在心灵与头脑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巴黎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头脑之争。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头脑，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因为头脑追求差异，有三六九等，心灵却各有灵气，没有优劣之分。

转型期的中国人，同样面临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当“半盘西化”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时，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远离了心灵生活，压制了内心的声音。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怀旧之情，喊出“八十年代真好”的真实原因。在那个轰然远去的时代，万物曾经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正绽放。

就在我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时常抽空在微博上与网友即兴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在谈到思想与性爱时，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独立思想是理性的最高境界，性是非理性的最高境界。”这个论断非常有趣。人的幸福感无外乎两个：一是个体独立，二是与人同乐。如果说思想独立是独立之最，那么性爱就算是合作之最，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生命中的精华，孕育儿女。联想到以前的一点思考，我在想，所谓人生的最高境界，岂不就是在这两方面“不最不归”？我常说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不也是为这两个“不最不归”的结果？

铺路石下是海滩

常常有那么一些人，对别人的自由生活充满痛感。比如，几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成群结队在毕业前拍了一些穿学士服的照片。只是因为摆出“轻佻性感”的pose，便被一些网民骂了个狗血淋头。据称，这些“最大胆”、“最前卫”的学士照，是故意“拿大腿做文章”，它不仅亵渎毕业服、亵渎了老师，而且亵渎了知识与教育，甚至有网民痛斥这是高学历女生扮“野鸡”、“妓女”的堕落行为。

中国教育竟然如此脆弱，只因几位女生的拍照就被“亵渎”了。然而，只是透过网上流传的几幅照片，便一口断定这些女生“拿大腿做文章”，着实冤枉了这些孩子。如果观者细心，不难发现，那些在学士袍外斜劈出来的大腿，甚至还裹着一条严严实实的牛仔裤。

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传播学理论同样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因此获得了解释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对信息发送者进行观念上的附会与迫害。后者在这件事上的具体表现是，一些不知青春与权利为何物的卫道士，在观念上撩开了这些女生的牛仔裤，并指责她们猥亵大众。

女生们只是即兴照了几张青春活泼的照片，再被人传到了网上，并被不断地转载。即使有所谓的消极的“公共意义”，也未必全是女生们的过错。但是，透过网上种种苛刻的谩骂与指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对孩子们不经意的“自由流露”仍有着怎样的不宽容。

夏季，海阔天空。这样的季节时常让我想起尼斯的海滩，以及在海滩上悠闲晒着太阳的游人。如果你和当年的我一样，看到一位女人，静静地站在我边上，裸露着胸部，与一位男子面对面轻松聊天。而在她的旁边，有三三两两的女人，同样胸怀坦荡，峰高谷深，若无其事地晒太阳，你会作何感想？是认为这些法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耽于情色，还是觉得这只是一种轻松自然的生活？在这里，谁也没有强迫谁，谁也没有猥亵谁。

法国社会学家柯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总是别出心裁地找到观察社会的方法。《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CORPS DE FEMMES，REGARDS D’HOMMES）便是这样一本书。在法国的海滨沙滩上，裸露双乳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在柯夫曼看来，这里同样有着关乎人类文明进程的种种隐秘。为此，由柯夫曼带领的五人调查组在海滩上走访了三百人，询问他（她）们关于裸胸的态度。

不出所料，柯夫曼得到的多数回答是——身体是自己的，只属于自己，因为它是自我的呈现，再亲近的人都无法支配它。所以，父母不会干涉孩子是否在海滩上裸乳，即便他们认为这种决定是不恰当的。同样，当一位女子被问到丈夫对她裸乳有何意见时，她甚至发起了火，“丈夫，丈夫，这是我的身体，不是他的。”在她看来，身体的自主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由此出发，柯夫曼认为充满开放精神的海滩更像是一所“民主学校”。如有被访者说，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胖的、瘦的、白人、黑人、黄种人。这样很好，如果只有一种类型就太可惜了，这意味着这仍是少数人的天地，但海滩是属于所有人的。没有谁能阻止胖人躺在海滩上，同样，老妇人或许着实不好看，但是这样做很好，这是她个人的自由，不应该为此感到害羞。

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回顾上述被访者的回答，其所揭示的即是“身体自治”。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只要你不侵害他者的权利，便应该有支配自己的身体并且使之免于禁锢的自由。

1968年的五月革命，同样被理解为法国的才子佳人们谋求身体解放的运动。当时有一句话是“铺路石下是海滩”（Sous les pav é s la plage）。尽管许多人对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了，但在这里“铺路石”被当作一种封闭大地的象征。就像拉丁区的铺路石曾被掀起来砌成街垒，如何处理铺路石，总是与人们争取自由的隐喻相连。人们渴望像沙滩一样自由自在，如果沙滩不被压迫的面貌符合人的本性，那么就应该掀翻沙滩上的铺路石，以争取不被束缚的身体自由。

诙谐社会，政治如何玩赏？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专制国家里人们几乎不懂什么叫讽刺文字。在这种国家里，一面由于软弱，一面由于无知，人们既无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文字……而在民主国家，讽刺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势的人的……”东德时期，尽管人们在心里充满了对当局的嘲笑，但是如果说出来，就有可能犯下“反革命嘲笑”罪了。所以，你会看到在影片《窃听风暴》里的那个小插曲：一位窃听人员因为在上司面前讲政治笑话被调离工作岗位。

在政治开放的今天，这种上纲上线的丑事相信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至于政治如何点缀生活，从属于生活，政治如何被玩赏，则是别有天地，“风景那边独好”。

2007年，有“政坛齐达内”、“小拿破仑”之称的萨科奇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法兰西的总统宝座。几年来，萨科奇一直是法国各路媒体揶揄的对象。而现在，这种嘲弄只能是更上层楼，作为权力中心的爱丽舍宫是法兰西生产政治幽默的永久工厂。

早在大选两个月前，有人在法文雅虎网站发问：萨科齐的“阿喀琉斯脚踵”是什么？熟悉萨科奇的人大概不会错过最贴切的答案——塞西莉亚。萨科奇很少避讳在公众面前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萨科奇关于妻子的名言是“她是我的力量，她是我的阿喀琉斯脚踵”。

第一夫人如何给萨科奇先生无穷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塞西莉亚与情人私奔，在重要场合只穿“逃跑装”，甚至在大选时不去给萨科奇投上一票的种种浪漫新闻倒真有些“第一家庭脚踵”的意味。

和塞西莉亚一样，“萨丝”多多的萨科奇并非没有绯闻。大选时期，法国汤姆逊公司甚至异想天开地给未来的总统先生制造“绯闻”。清晨七点，萨科奇走出家门，告诉司机要去爱丽舍；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另一方，“铿锵玫瑰”罗雅尔也匆匆话别家人，骑着自行车心急火燎地朝爱丽舍赶。虽然交通工具不同，但是他们都有GPS指导捷径。没多久，两位冲刺爱丽舍的候选人相遇。萨科奇从车里出来，罗雅尔也将自行车推倒在路边。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双男女开始当街激情狂吻，然后环腰共进附近的旅馆开房——原来旅馆的名字叫“爱丽舍”。

这段视频里的情景与竞选并无关系，其实它不过是Thomson公司借总统候选人为自己的GPS做广告。

在法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莫过于Canal Plus频道的木偶新闻剧，笔者一度陶醉其中甚至不辞辛苦去其巴黎郊区的演播室观摩。而在大学城里，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年轻人多半会聚在一起看这个节目。它的木偶形象生动无比，栩栩如真，更以讽刺挖苦为能事。虽然只有十分钟左右，但每分钟都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此番大选过后，Canal plus最疯狂的制作莫过于模仿电影《史密斯夫妇》推出的“罗雅尔夫妇”。一天晚上，罗雅尔刚回到家，与其同居的情人、社会党党魁奥朗德递给她一杯毒酒，警觉的罗雅尔趁奥朗德转身之际将酒倒在了花盆里，那花儿便像暴跌的股票一样立即瘫软到了盆底。随后两人各怀心事在餐桌旁以刀叉相搏，继而跑到漆黑的厨房里开枪对射……

和往常一样，几乎所有木偶剧都有新闻背景。有消息说，在败选后罗雅尔发动“政变”，要求取代奥朗德出任社会党总书记。就在一个月前，《世界报》的两名女记者出版了《致命的女人》，该书不仅有罗雅尔修牙整下巴的美容细节，更透露了罗雅尔竞选总统的原因：在知道奥朗德与某报社跑社会党新闻的金发女郎有染后，罗雅尔派人到报社交涉，直到成功将这位“活泼的”女记者调离。与此同时，罗雅尔回家威胁奥朗德，若不同意自己竞选总统而去找若斯潘，就别想再见到四个孩子。

巴黎时间6月16日午夜，执掌爱丽舍宫十二年之久的希拉克正式失去司法豁免权，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有关腐败传闻的司法调查。对于这一新闻，此前两天的木偶新闻剧同样有精彩表现。故事的场景从总统府移到了希拉克的“平民之家”。这天，希拉克和妻子正在屋里看电视，突然听到门铃异响，大惊失色的希拉克穿着拖鞋头也不回地钻窗户跑了。像美国大片一样，这位年迈的前总统借着公寓外的水管顺势滑溜到了街上，然后抢了一位妇女的汽车，接着劫持了一架直升机飞向远在美洲的巴拿马。是夜，身穿巴拿马传统服装的希拉克给家里挂电话。电话那边倒也神闲气定：亲爱的，快回家吧！我敢肯定，咱收到的不是法庭的传票，而是邮局送来的购物包裹。

这是怎样轻松自在的诙谐社会！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回首2007年法国大选前后的这些趣事，或许我们更能体会人是能够超越政治的动物。所谓政治，说到底是个服务于国民生活、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并非必然或天然面目可憎，它甚至是轻松的，而公开的批评与讥诮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国政府及其政治群体的声誉，因为他们有豁朗的情趣，或至少认同国民有在快乐中思考的权利。正如聪明的福柯能够通过手中之笔解剖权力何以运行，普通民众同样可以借助这点“幽默精神”一点一滴地解构和规范权力。

赘肉政治学

嘲笑不只是一种生活权利和思想权利，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利。它激起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严苛的监督，让人民在沉闷的政治氛围中透一口气。

诙谐社会，自有气象万千。2007年夏天，波兰《Wprost》周刊做过一期封面文章，拿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开玩笑。只见这对双胞胎政治家一左一右，吸吮着左右开弓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奶头。只是，同样的乳房，进口到中国网站就不一样了。只要对比原版封面，就不难发现，那张封面照片被做了细节化处理。看着那些粗颗粒的马赛克，心地柔弱的中国读者难免会心生同情——这双可怜的波兰兄弟吃的也不是放心奶，而是玻璃碴子。

“相同的乳房，不同的味道”。与波兰周刊丑化总统不同的是，法国媒体却对刚刚过足一百天总统瘾的萨科奇先生谄媚有加。据法国综合性新闻周刊《快报》8月23日披露，《巴黎竞赛画报》修改了英国媒体拍摄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度假的照片，以美化总统先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事情是这样的：8月9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萨科齐光着膀子和他的儿子路易斯在美国度假地湖泊里划船的照片。照片中的萨科奇腰杆笔挺，肌肉匀称。然而，《快报》所刊登的原版照片却显示，萨科齐的腰部有一团赘肉，像阳台一般伸出后腰，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铁证如山，《巴黎竞赛画报》很快承认自己作假，声称“船的位置加大了它的突起，当我们对阴影进行处理时，印刷夸大了纠正的效果”。这个辩解难免让人失望。谁也不能否认，此次造假事件的主角既不是湖面上的游船，也不是飞速转动的印刷机，而是那些满脑子“赘肉政治学”的媒体从业者。在这些人看来，总统先生在媒体上的光辉形象要比生活中的真实形象重要得多。既然发现赘肉，就应该顾全总统先生“身体政治”的大局，用画笔把它割掉。从政治层面说，总统代表国家，谁也不要和国家的光辉形象过不去。

《巴黎竞赛画报》如此溜须拍马，难免让人有时空倒转之感，仿佛回到了《国王与小鸟》里的摩登时代。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赘肉政治学”早已失去往日显学的荣光，公民社会对政治人物的弄虚作假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

关于这一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深有体会。2002年1月，这位“富国穷总理”曾经卷入“染发风波”。由于施罗德出镜时总不见白发，有媒体捕风捉影怀疑施罗德染了发。反对派议员甚至推断，一位染发的总理，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上很可能也会弄虚作假。施罗德为此大为光火，最后不得不授权律师起诉，并让他的美容师为自己的“原生态”出庭作证。直到法庭裁决禁止媒体乱说总理曾经染发，事情才告一段落。

不过，施罗德为染发大动干戈，足以表明政治人物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微妙。在《政治的幻象》一书中，作者兰斯·班尼特提到CNN民意测验专家的一个观点：华盛顿越来越成为个体政治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不需要政党的支持，而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媒体形象。尽管这个“赘肉门”可能与爱丽舍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细节再次证明了大选期间人们的担心，即萨科奇在法国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等方面的过人影响力将有可能破坏法国的民主生态。这也是有人将萨科奇的当选比作“拿破仑加冕”的原因所在。

萨科奇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法国许多传媒老板都是萨科奇的座上宾。2007年法国大选结束前后，《世界报》两名女记者出版了新书《致命的女人》，揭露一些关于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雅尔及其同居情人奥朗德之间的不和。为了捍卫自己的“隐私权”，罗雅尔打算找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同情”罗雅尔的人却说，为这点小事打官司只能说明这对落难鸳鸯力量太小，若是萨科奇先生遇到这种事情，只要给拉加德尔集团的老板朋友打个招呼，什么书也就别想卖了。拉加德尔集团是法国著名的高科技和传媒领域的财团，2002年维旺迪集团崩溃，拉加德尔集团并购维旺迪环球出版公司而成为法国出版业的垄断集团，旗下有两百多种期刊和报纸。

萨科奇对法国媒体有影响力并不是他问鼎总统之后的事。早在两年前，《巴黎竞赛画报》在封面刊登塞茜莉娅和情人理查德的亲密照片，为此，画报的后台老板拉加德尔马不停蹄地向他的密友萨科齐道歉。此后，《巴黎竞赛画报》一直在对萨科齐和他终日穿着“逃跑装”的妻子进行正面报道，因此被人嘲笑为“塞纳河边的真理报”，而“赘肉政治学”就是该报制造并推销真理的工具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媒体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益警省。美国学者保罗·库兹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媒体被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就难免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为民做主的乱局。相较之下，《巴黎竞赛画报》“路见赘肉，拔刀相助”则为人们提供了“媒主”联姻“权主”的另一视角。

庆幸的是，巴黎媒体还不至于全面沦陷，至少有《快报》出来揭露这一丑事。互联网上的相关留言，同样是前所未有的热闹。人们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所有担心都是一样的——如一位巴黎朋友所说：“Aujourd’hui les bourrelets，et demain？”（今天是赘肉，而明天呢？）

第六种自由

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联播”、“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是各类信息无孔不入。根据报道，台湾一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新周刊》）

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很多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

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过度的信息依赖让我的人生不自由。不是么？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了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奇闻轶事上。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种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

2006年10月26日，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吸收一些法国信念——“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中国继续思考，而这些信念，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它们将为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带来启迪。”

至于这些以理想与普世价值为旗的“法兰西信念”到底包含了什么，希拉克并没有细说。但他相信，中国能否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能否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众所周知，法国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接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我以为，所谓“启蒙时代的理想”，主要源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识（理性）改变命运的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人类理性对上帝神性的一种超越，启蒙运动因此也被视为一场以理性和科学为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幸的是，当犁铧化为刀剑，思想共和国让位于刀剑共和国，人类的理性最终上升为神性，人类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直至跌入了我所说的“在光明中失明”的困境与谵妄。

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与这种单向的“强制式启蒙”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启蒙不断被人们抛弃，代之以自由交流，而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我们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知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本身。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与启蒙运动泥沙俱下的“真理病”，同时给世界留下一个后遗症——许多人开始否定启蒙的价值。这种否定显然用错了方向。我们不能因为某人长期霸占了教室里的麦克风，便因此断定教育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遭遇暴力劫持的教育一样，启蒙同样是受害者。启蒙没有结束，永远在路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关乎启蒙的态度。

人类仍有梦想，那些乌托邦式的建设不可以全然否定。当有些学者将欧盟描绘成“最后的乌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告别了暴力的乌托邦。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起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今日中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它首先关乎《人权宣言》，以及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立国之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元价值不只是动人的口号，也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与递进。它是一个有序的价值链，简而言之——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

要言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民众不是普遍自由的，那么任何关乎社会平等的许诺与展望，都将是不可能的任务。试想，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绑架，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同样的道理，存在于同一群人质之间的所谓平等，天下所有奴才都能平起平坐的平等，都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充其量那只是一群平等的奴隶。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说人的身体素质有健康有残疾，年龄各有不同，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之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状态。

我们不必为承认人类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平等而感到羞愧，不平等是人的境遇和条件。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自由。人类之伟大及人类文明之意义就在于，它试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以此保障每个人生而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体现人的创造，才能获得人的高贵，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并且最大可能使社会趋于平等。进一步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则是个人或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目的仍是捍卫自由。

相较而言，我相信的是人生而自由。自由具有先验性，是基本人权，而平等反而是后天商量出来的权利，即公民权。没有对自由的强调，平等可能沦为一种暴力。所以托克维尔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这里的不热爱，是因为托克维尔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天赋人权，实际是一种自由的权利，是国家、君主、他人存在之前就应该具有的权利。至于平等，则只能通过后天的不断争取。简单说就是“天赋自由，人赋平等”、“天赋人权，人赋公民权（包括平等的权利）”。在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中，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同样是我们竭力建设开放社会的原因。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起点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获取更多的权利而走向平等。从另一方面说，自由先于平等，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创造力的基础所在，正是不断地创造使人类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完成文明之上升。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博爱当以平等为前提——谁能想象在一个“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同类相怜”的伟大情怀？

所以，在我看来，论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或公民权），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人获取某种神性）。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今日中国，自由比民主还更重要的原因所在。由一群平等的奴隶选出一个奴隶主的政治，那不是民主政治。

洛克如何理解超女？

自由离不开自治，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我会着重谈到“审美自治”。先说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超女现象。

有关超女的批评与讨论，多流于通俗与高雅文化之争。尽管我在此前若干评论中一再强调，在法律框架之下青年有选择“被毒害”和“一夜暴富”的权利，但是，为使这场争论更有益于推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长，深化讨论，有必要将争论背景上接到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先生有关“人类如何理解”的阐述之上。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人类理解论》是洛克最重要著作之一。在该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论”。在他看来，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从经验中来。由此出发，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洛克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若要人服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必得出自他们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洛克致力于建设一套宽宏而有希望的政治体系，强调法律旨在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并不受他人束缚与强暴。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所以在强调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承载教育的根基：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只能通过自己思考，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触摸世界的经验。

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洛克这样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洛克认为，人的脑子里有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谁也不能直接给你关于“甜”或“红”的经验。你必须自己尝一尝，看一看。换言之，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看见的是“红色”，但是映射在各自脑海中的“红色”也未必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在于每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处于文化之中。洛克因此强调人要保卫自己的两个财产，一个是实体的财产（生命与不动产等），一个是个人的意识财产（观念）。人必须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靠自己的经验来感知世界，因为“如果个人不控制意义，或者说意义在个人的经验之外，暴政就会在附近徘徊”。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解释当有人一厢情愿地指责超女“毒害”观众并要求予以取缔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要求捍卫自己有“被毒害的权利”。洛克所说“每个人都应该自主地控制意义”，即传播学上说的意义形成之关键在于受众。

个体控制意义的重要性，在兰德的《源泉》一书亦有体现。兰德借另一个“洛克”（小说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中译本巧合同姓）之口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动物是靠武力获得食物。人类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但是，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

眼下，中国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建设一个可期成长的开放社会，而开放战胜封闭将是中国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承认人有审美自治的权利，观念保守者更要开放思维，相信孩子对中国未来的直觉，相信每个有着自由心智的人可以做出合乎自己需求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看电影，还是哭电影？

平时我很少去电影院。想看好电影，只能淘国外的碟。从街道到网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拜其所赐，这些年来大凡数得上的好电影，我少有错过。

不过，人难免有时会发疯。2010年夏天，与朋友相邀，我竟然去电影院了，而且看的还是据说“人见人哭”的《唐山大地震》。

随后，我在微博上写了几条观影随感，言明自己何以“没有一滴眼泪”：其一，看电影我能分得清戏里戏外，影片中的“人造地震”未能将我完全带入当年的苦难场景（实话实说，观影时我将最真切的同情给了无数躺在泥水里的群众演员）。其二，大牌演员太过眼熟，同样让我难以进入戏中的悲情。这也是我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找当地人拍地震电影的原因。其三，过多的植入广告引起了我的严重反感。尤其剑南春的三次植入广告，从家里追到墓地，连上坟都不放过。其四，电影讲述的内容与我希望得到重新诠释的唐山大地震并无关系。

强调自己“没有一滴眼泪”，不是想说明我多么冷酷，而是回应一些观点。此前，有细心人称《唐》剧有二十八场哭戏，处处泪点。令人称奇的是，对于看了这部电影而不哭的观众，导演冯小刚竟然说出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除非他是混蛋”这样的话，甚至还拿这些人与提着刀去杀幼儿园小孩的混蛋相提并论。

这样庸俗的造势、霸道的措辞，让我反感，却也并不少见。2009年，就在《孔子》公映之前，主演周润发不也在上海表示“看《孔子》不流泪的不是人”。而在新浪随后的网络调查中，绝大多数观众发现自己享受“非人待遇”了，因为他们“想不通有什么好掉眼泪的”。其时，《孔子》的入座率也远不如刚刚上映的《阿凡达》。想来也是十分有趣，《阿凡达》是在屏幕里上演魔幻，《孔子》则是在屏幕外上演魔幻——进电影院的是一群人，出电影院的则是一群野兽，谁让他们没有按主演的要求哭泣？

需要申明的是，我心尖还算柔弱，本是一个泪点极低的人，也常常会为生活或者影视中的细节动情与动容。我曾因为看到农民买到假种子而哭到崩溃，因为偶尔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想起当年的时代主人翁在九十年代纷纷下岗而泪流满面。然而，那些眼泪，都是真情流露，而非有人送你一包纸币，让你在付费的座位上“奉纸”哭成一个泪人儿。即使我没有哭泣，也不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正气凛然地责备我“不是人”。

好电影不相信眼泪。记得若干年前，Pierre Jeunet曾这样谈到自己为何拍《天使爱美丽》：“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

这段话让我一直无法释怀。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观众是否流泪并非电影好坏的关键。每年的电影课上，我都会给学生推荐很多好电影，从《肖申克的救赎》到《美丽人生》，从《樱桃的滋味》到《放牛班的春天》，从《第七封印》到《七宗罪》，这些电影是否能够收获我的敬意，完全在于它们在理智与心灵方面有多少内涵，而非在电光火影中埋藏了多少催泪的伏兵。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它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可叹又可怜的是，在有些中国导演与演员那里，观众的眼睛不是用来看电影的，而只是用来哭电影的。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因为写在微博上的几句话竟然受到了若干网民的围攻。“听说全场属于人类的都掉了眼泪，有的甚至泪过好几次。请问你没掉泪，那你归到哪个另类？”“哥们还真是超理智的思考者，无情感得很，你活得有劲吗？你如此强悍地武装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更有文化名流暗讽我这样的“评论家”，既然不懂人类的最基本情感，你最好选择闭嘴。

真是大开眼界！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么，我现在也相信“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导演”了。看了一场事先张扬看了不哭不是人的电影，写了几条我之所以没有哭泣的理由，竟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看来这个社会在宽容的路上，真的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最深的体会。

此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微博上讨论“是看电影还是哭电影”这个问题。我有足够耐心解释这一切，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原来，在这样一个国家，不仅拍电影的要政治正确，连看电影的也要表情正确。从权力到社会，从文化精英到普罗大众，至今仍有许多人或明或暗不愿意承认他人的审美自治与审美自由。

记得小时候，本村的农民大人夸哪部地方戏演得好，就看台上演员是否真的流眼泪，那才叫专业。现在世界倒过来了，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竟然是观众流不流泪。你是消费者，你有消费者主权，谁知你花钱消费竟是给自己买个主权沦陷，买个人财两空，世间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绑架为什么流行？

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19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19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见史文德森著《恐惧的哲学》）。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能养政府，为什么不能养猪？

中国历史上有关生产自由的破坏，数不胜数。而这一病灶至今未完全退去。比如说，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现有养猪场在明年底前清理完毕，后年起仍在进行生猪养殖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为什么要全面禁止养猪，东莞的官方理由是：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所以，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养猪并不划算，“挣的是环境的钱”。

看似有理有据，然而背后的逻辑却让人心生畏惧。显然，东莞市政府只是看到了养猪“坏”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好”的一面，或者说“只见猪粪，不见猪肉”。关于这一点，上述报道中当地民众的相关质疑已然掷地有声了：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么禁止养鸡业是成立的，禁止餐饮业也同样成立，进而，可能还可以出台政策禁止东莞养人，因为“人”这高级动物对城市与自然造成的污染恐怕是最严重的呢！

除此以外，循着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如你所知，有史以来，权力的运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益无害的。且不说在极端的年代里权力的异化已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使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转型时期，当旧的秩序渐渐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漏洞百出，此时也是有些人借助权力寻租获得暴富的大好时机。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因为有人不正当地使用权力而否认政治这个行当，让所有从政者瞬间处于失业状态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要求该地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任何政府或者公共权力存在了呢？

养猪作为一种就业或者生产方式，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不断改进方法和市场潜在的规则来进行调节，即使这个行业有朝一日会消亡，也是由着其自发的秩序，而不是由着一纸政令摧毁猪栏。假如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否定或禁止政府权力的整体运行，凭什么东莞市可以借口养猪造成的局部污染而取缔整个行业？若不是重公权力，而轻私权利，怎会只许政府“养权”，却不许社会养猪？若不是权力重于权利，怎会只许百姓养政府，却不许百姓养猪？

东莞政府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从整体上禁止当地一个产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政府权力扩张到了猪圈，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大到全社会，其扩权所对应的关系实质是突发奇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市场经济以及公民自主经营权利的肆意干涉。

或许有人说，当地政府禁止养猪，完全是出于环保考虑，其情可原。然而，即使是出于环保等正当理由，也应该循着环保的思路来解决，比如寻找生态养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回当地居民养猪的权利，为保护环境而无视他者的权利。况且，相较于更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言，养猪业所带来的污染实际上更多是“绿色污染”，是完全可能通过种种环保政策的调节和生态养殖等手段进行有效治理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所谓“富读书，穷养猪”，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从事养猪业的人多来自底层社会，政府有什么理由在实行“环保从穷人抓起”的同时，却连自我治理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而是直接宣判、以“为民除害”的清高将一个行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养猪者进入整体性的失业状态？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

在流行改朝换代的年代，开公司不如开政府。这点觉悟，中国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比如在战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虽然“往来贩贱买贵，家累千金”，仍然觉得经商利薄，于是想出了一个在政治上“借肚皮上市”的办法，将自己的种子播到了未来的皇太后的肚子里。待到秦王嬴政登基，这政府就算是开张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游山逛水到了今天的苏州一带，一路威风凛凛，却看得当地十佳青年项公子眼热心动，直呼“彼可取而代之也”，意思是说，政府你开得，我为什么开不得？后来，秦朝就真的灭亡了。

当然，通过开政府以谋取私利本是家天下的时候才有的事情。当“以天下为己用”的君王纷纷被打倒，当家计财政让位于公共财政，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政府是实现民众利益的工具，任何政府都不能以摘社会的桃子为目的。

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胆大妄为，将公权攫为己有，继而抢夺民权。

且看2007年的一则新闻：几位闽商组建的长治市杰昌公司因房地产开发中的纠纷，被当地某公司起诉。案件判决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向杰昌公司下发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支付20万元案件执行费和150万元实际支出费。据长治中院执行局李局长说，“实支费”就是办理案件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该院为办理杰昌公司的案子前后买进的6部新车。（8月14日《东南快报》）

据说，当闽商宣称无钱支付这莫须有的“实支费”时，那位李局长竟然堂而皇之地警告当事人：法院不是民政局，企业困难在法院里喊没用。而如果杰昌公司配合，执行费可以降到100万。况且，法院帮杰昌公司已经办了很多事情，杰昌公司不能一点人情都不讲。杰昌公司这么大的企业，不要计较这点钱。而另一位胡副局长则说，“我们不听国务院的，只听法院的。”

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八条关于申请执行费用标准，执行金额或价额超过50万的部分，按百分之零点一交纳。据此折算，杰昌公司认为只应承担二审一期部分房屋3800平方米案件的执行费14720元。然而，法院下达的通知却要求公司承担案件执行费20万元，实际支出费150万元，合计170万元，涨了一百多倍。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这是一个问题。用纳税人的钱财办一个案子，张口就要当事人一百多万的“实支费”，局长“坦荡荡”只能说明这法院是局长大人们自己开的，而且没有拿过纳税人一针一线。几位闽商却落得个“双重赔本”：一方面，作为纳税人，他们购买的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产品没有兑现，部分税等于白交了；另一方面，作为当事人，他们又被法院索要“保护费”。简单说，这“双重保护”的结果都是纳税人赔本。

有道是，“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院堕落为逐利工具，而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整个社会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当当事人成为长治中院敲骨吸髓的提款机，按照这个逻辑，该院可以向被告索取任何不当费用，比如买保险、买房子、盖法院摩天大楼……

有人委婉地说，这是乱收费。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权力对社会进行公然抢劫。当闽商拒缴这笔天价“实支费”并向长治中院等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迟迟未得到解决。对比之下，执行局的两位局长却为催缴此款而乐此不疲，甚至还积极查封了杰昌公司价值80万元的两个商铺。

耐人寻味的是，此前，长治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曹燎原曾批评过当地“敲锣打鼓引资，关起门来打狗”的执政作风。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尽管许多地方出于政绩目的招商引资，但是有些部门却热衷于将辖区内的企业当作唐僧肉肆意宰割。如此“关门打狗”、侵夺社会权利，莫非长治中院已经变成了公权版的“黑砖窑”？

谈到中国企业的未来前景，记得在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许多人就国外企业兵临城下敲响了“狼来了”的警钟。长治中院如此明目张胆地索要闽商的百万资产，不仅让我们看到本土企业家们的内外交困，也让我们看到外地狼与本地狼的区别。至少，外地狼多讲规则，而本地狼却是“随权所欲”，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与此同时，这一丑闻也为我们见证，失控的权力一旦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口水和肮脏的东西。

死刑是个笑话

2007年11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中，99个国家代表投票通过全球暂缓死刑。鉴于前两次决议草案均告失败，提案国此次放弃了全球现在就废除死刑的最大要求，而是代之以中止实施现有死刑判决的备忘录，为将来全球范围全面废除死刑做准备。在各国代表中，有99国支持暂缓死刑、52国反对、33国弃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投了反对票。尽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拥有巨大道义分量。

全球90%的死刑执行发生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苏丹、伊拉克和伊朗。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提供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球共有1591人被执行死刑，2005年是2148人。联合国通过“全球暂缓死刑”决议，欧盟做了重要的推动。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废除死刑被当作一个必要的条件。

有关是否废除死刑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见证了人类的进步与分歧。甚至连康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对贝卡利亚的废除死刑的呼吁都置若罔闻，表示“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被处死”。当然，康德并非没有糊涂的时候，比如他还说过，被判有罪的小偷应该沦为“国家的奴隶”。在极端的年代和历史上所有流行酷刑的年代，死甚至有着一种温存的面孔，成为一种解脱方式，是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解决方式。以中国而言，和凌迟或者五马分尸相比，被国王送来的白凌绞死，被称为“赐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废除死刑仍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在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反而成为这些国家的传统。

“杀人不偿命”并非国家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甚至在美国，死刑废除论者发现死刑犯大多数都是穷人，在法庭上都只是勉强得到了一位指定的辩护律师的辩护。就像有的人所说，死刑不仅扭曲了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还贬低了国家。布兰代斯大法官同样以为，国家必然是一名教员，当它杀害犯人，它就是在教给大家复仇和憎恨。杀人犯不会被人热爱，但是也不至于被人弃之不管。如果允许杀人犯活下去，国家则是在提醒所有公民，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而且仅仅是一名杀人犯。

人类之所以能够宽待在战场上以杀人为职业的俘虏，却不能宽待一位已经束手被擒的囚犯，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是一种博弈之后的均衡，而后者却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在这方面，被判死刑的公民显然失去了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贝卡利亚称死刑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的战争。人类世界，并不缺乏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已经被上帝或者自然判处了死刑。国家的“理性的杀人”，和杀人犯杀人一样，无疑都是在缩减人类的时间。而死刑犯实际上是被抛弃了，他的人类同伴不希望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希望他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了。

赞成死刑的一个有力观点通常是，死刑对社会是有益的，它保全了社区的品格。如果吊死一个死刑犯可以使500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那么杀死一个人就是值得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至上的功利主义观念。问题在于，国家是否有权力要求拿一个人的生命为社会背书，死刑犯又在多大程度上做了公共秩序的替罪羊？如果这种功利主义可以流行，而不考虑人类应该有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恢复历史上的酷刑，如果凌迟可以使501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是否就可以恢复凌迟呢？

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作用也是一种想象，因为绝大多数杀人犯都是激情杀人，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一样，算计一切，去理性地杀人。事实上，理性杀人的人，往往并不会被带到绞刑架下，因为他们算计好了，早已经逃之夭夭。早在公元前雅典广场上的一场关于死刑争论中，主张宽恕的狄奥多德便意识到“用死刑来约束人是没有用的”。

糟糕的是，死刑变成了一种仪式。就在人们过度关注这种仪式带来的效果时并寄以厚望时，真正的敌人反而会被忽视。

早在十九世纪，一位叫查理·菲利浦斯的作者写了本《死刑暇思》的书，里面讲到了一个“扒手悖论”：在十八世纪的伦敦，有无数扒手在人群里行窃，而这群人恰恰是聚集在一起看某个扒手被绞死的情形。小偷们之所以选择那个被绞死的人挂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作案，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看客将精力集中于这一杀人的戏剧，所有的人都在朝着那个方向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一方面，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死刑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当人们全情投入对死刑的观赏，以为扒手吊死一个少一个，却忽略了其实他们就在身边，在日常生活中生长。

2007年6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死刑犯突发奇想地要以讲笑话来告别自己的人生。据说，奈特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已经收到了许多笑话。然而，临刑前，这位在监狱度过了十六年的死刑犯没有讲一个征集来的笑话，只是说“死亡让我自由，这是最大的笑话”。读这则新闻时，我当时在想，如果奈特知道这个扒手的故事，或者他本来就意识到，这死刑本身也是一个笑话吧！

死刑是一个笑话，死刑缩减人类的生命与自由。

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

一个古老的节目，几张古老的面孔。“新闻联播”换播音员会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两年来甚至还有报纸为此发社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

尽管我早已经远离了“新闻联播”，我还是能够很好地理解有些观众欢快的掌声。把家里的十四吋黑白换成了现在时兴的液晶彩电，为此兴奋几分钟也是人之常情。当然，我也很理解另一些人的不以为然。假如节目内容没有起色，电视机纵有千种风情，也是无济于事的。

没有谁会怀疑“新闻联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如果有外国媒体朋友请你吃饭，碰巧又是在晚上，你可能得多因此牺牲点时间等他们——通常，他们都是在看完新闻联播后才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当然，“新闻联播”成为许多驻华记者的必修课，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晴雨表，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政治监视器。

今日世界，不少人因为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而抗拒电视。而在中国，“新闻联播”更像是政府发言人。自1978年元旦开播以来，“新闻联播”一直恪守“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的宗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宗旨也决定了“新闻联播”的真实属性是“宣传联播”。显然，新闻并不同于宣传：新闻随时都可能发生并被报道，而宣传却另有计划与侧重，重重复而不重时效，重说教而不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差别也可能表现为，新闻被用来分析新闻当事人，而宣传被用来分析宣传者，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揣摩到这个转型社会的政治动向以及未来的脉搏。

人们守株待兔般观看“新闻联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该节目“部分垄断”了中国政治信息的发布权。从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中央授权“新闻联播”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新闻联播”权威古板的形象、上情下达的角色由此渐渐确立。这种得天独厚的制度安排已经超出了设置一般新闻栏目的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新闻联播”不仅是“新闻的联播”，而且是和全国一盘棋的联播。任何省市都无一例外地转播这种内外有别、喜忧参半的播报方式。

有人可能会说，“新闻联播”是中国最成功的“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然而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以宣传效果为首要目的的新闻播报方式并没有脱离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ing by propaganda）。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新闻执政是政府与媒体保持某种合作关系，通过表态、行动、政策等完成对媒体议程直至公共议程的设置，而“宣传统治”则表现为政府对媒介的直接介入，或者越俎代庖地直接设置媒体议程。

应该承认，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已经开始了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正在由传统的“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新闻联播”三十年，正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见证改革开放命运的一个缩影。熟悉“新闻联播”历史的人知道，“新闻联播”并非没有开始适应新闻规律的尝试。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曾被作为头条新闻播出，而不是按部就班地播出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或国内重大事件。只不过这种破天荒的探索没有得到有力支持或者缺少自身坚持，所以直到十几年后，像“9·11”这样改写世界历史的事件都没有作为重要新闻在该栏目播出。然而，谁能说央视没有新闻资源或者业务能力？

如今电视卖得越来越多，看“新闻联播”的人是越来越少。显然这是和“新闻联播”的改革严重滞后分不开的。与此对应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栏目赖以雄视天下的政治资本与权威资本正被悄然瓦解。当网络大行其道，新闻市场被细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即使是那些“伟大，而且有用”的政治信息，如今也在向政府网站靠拢。

“新闻联播”三十年。对于许多行走在这个既快又慢的转型时代的中国媒体来说，一个栏目能有三十年寿命堪称“不朽”。遗憾的是，当我回想央视这个三十年不改初衷的钻石级节目，所能想到的总结陈词竟然只有“新闻还很远，联播永宣传”。而这个糟糕的印象，显然不是换上一两张清俊婀娜的面孔能够改变的。

不要活在新闻里

在开始这篇文章之前，不妨先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许多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大屠杀……公平总是理所当然，而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地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些官员腐败了，侵占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经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么？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人得学会积极生活，化解悲情，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就政府而言，同样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投以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去执政，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又必须承认的是，媒体大张旗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国家与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伴随着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批评中国的一些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但另一方面，公众或者政府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一种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而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说说；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够让社会去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帮他们消解了内心的绝望与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地图知识分子

没想到师爷、幕僚、谋士、智库等词都不够用了。有学者、网站审时度势，推出了“战略知识分子”之新词与专题。论其特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读来让人激动。不过这与其说是有关群体特征的描述，不如说是一封万方来朝的表扬信。未见半点事迹，却被告知可以横扫千军万马！信中多是国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评价，与知识更无关系。

同样奇怪的是，“挺战派”竟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诸葛亮视为战略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恕我愚钝，可以“违令者斩”的蜀国军师，掌握百万军队的重臣，诸葛孔明几时回乡做起了知识分子？

提笔之前，我还特别在微博上问及此事，谁料竟有超过九成的人对此概念持反对意见。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还要“战备知识分子”？有人嘲笑，这里只有“有机会知识分子”。有人直言，这不过是知识群体给自己推个战略产品，只等标价上市。也有人悲叹，回顾中国历史，只有站对与站错的知识分子，哪有什么战略知识分子？

据说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战术性的，局限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所以中国还要有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有鹰一般的宽广视野、鸭一般的敏锐先知、鸡一般的社会关怀”。

战略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战斗机，他们的功绩远在战术知识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样充满喜感——以战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战略知识分子能够以禽为师，具备禽界空军的视野与禽界步兵的敏感。

说中国需要政治谋臣，需要国家智库，我都不反对；希望他们有些战略性的思维，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贴个知识分子的标签，并且分出战略知识分子与战术知识分子，我就要打问号了。

喜欢对号入座的知识分子一定犯难了——“我究竟是‘一战知识分子’呢，还是‘二战知识分子’？”所谓“一战”，是说他要么属于战术，要么属于战略；而“二战”，则是说他能同时写两类文章，能两线作战，既在战术上批评过宜黄县两位“建国”大人强拆民宅时的胡作非为，又在战略上大谈下一个千年中美关系如何。

推衍开来，我所熟知的评论界要不要为中国装备一批战略评论员？而像章子怡那样被外国媒体用来解读中国形象的演员，是否也该由“战术演员”转向“战略演员”？国家战略为重，以后两栖明星指的当是既懂战略又懂战术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识分子一旦被拉上战略的战车，只为了某个战略而生，为其私用，就像诸葛亮一样，他便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编，你不妨称之为“知识战略分子”。在平常的争论中，这样大谈战略的人我也是见过一些的。他们的世界被简化为两种东西：一是“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模式；二是一张代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图。在“地图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与他者，只有“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而无共同的利益。“我们的利益”至高无上，却也只是隐藏在地图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战略”二字被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因战而略”，为了达到“战”之目的而不计其余。二是“有战无略”，只知夸夸其谈。做起事来，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稳，却要中国站起来，要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回想历史与近年周遭的种种，我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绝非“战略知识分子”、“战术知识分子”这样华而不实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狱身先，悲智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良知，以独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业，参与社会建设与政治改造，关心每个人的具体的命运。得此精神与担当，增进中国福祉的什么“战略”、“战术”都不会缺少；无此精神与担当，再神奇的“战略知识分子”，在世人眼里也只能是——“战战兢兢，略知一二”。

“火星文”入侵

电影《少林足球》里有这么一句忠告：“地球是很危险的！你还是赶快返回火星吧！”如今，当一个人琢磨不透别人的所思所想时，可能会劝他回火星老家去。同样，在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下，也有网友倡议大家省吃俭用，好“尽快造艘飞船回到火星去”！

就在火星人不断进入人类语言生活的时候，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关“火星文”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关于什么是火星文并没有严格定义，它通常是指孩子们尤其是“90后”运用在网络聊天中的语言。这是一种伴随着各种输入法逐渐演化并流行起来的网络语言，它不仅糅杂了英文、日文等语言的部分字词，同样对汉字进行了挖掘和解构。

有意思的是，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很多专门提供翻译“火星文”的软件，可以自动把日常使用的汉字转化为难以分辨的“火星文”。有些论坛里还有网友推出“火星文字输入攻略”以及火星文字破解的游戏。

面对“火星文入侵”，有不少网民站出来呼吁“封杀火星文”，提议发动一场针对火星文的“围剿”。与此同时，语言学专家也擂鼓助威：火星文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与规范性。然而，情况真的那么紧急么？

任何流行都不是无来由的。与上述忧心忡忡的网友和专家相比，在另一些人眼里，“火星文”不仅时髦而且有趣，因为“火星文”的解读过程其实像猜测连环字谜一样令人着迷。

比如说“3Q得orz”，这个不中不洋的组合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据说它的意思的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实际上这里只有一个汉字，看不懂的人断定这是鬼画桃符。不过，在横加指责之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它的“原理”。显然，这里的“3Q”就是英文“三克油”（thank you）的合音，理解这点并不难。“orz”是什么呢？但凡像我这样脑瓜还算灵便的人应该能够猜到它不过是借用了汉字六意中的象形。看哪，“orz”多像是一个人跪伏在地上！

由此看来，“火星文”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章法或不能为人所理解。一个追求思维的乐趣的人，看到孩子们的这种奇思妙想，大概只有赞叹的份。如果这点小创造都要去封杀，我们的语言生活还有何趣味？

语言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个交流工具。如何使用工具，甚至自己亲手DIY出一套语言工具，既关乎创造，也关乎自由。而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自己特定的语言，不过是文明发生的常态。经常组团出门旅游的人一定有体会，出行若干天，便会在团体内部演绎出一些大家心领神会的“新词”。只不过在旅游结束时，随着队员作鸟兽散，这些“新词”也便立即枯萎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密码，所谓对话也是不断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对于信息发送者来说，编码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至于受众如何解码，既取决于编码者的设定，同样取决于解码者的解读。

事实上，对于“火星文写作者”来说，他们取道火星文进行交流时本来就圈定了对象。火星文写作同时是一种“密码写作”与“加密交流”，其最朴素的目的莫过于避开一些眼睛。调查亦表明，许多孩子之所以热衷于用火星文写作就在于保护自己的隐私。由于老师和家长对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干涉过多，学生之间的交流就好像搞“地下工作”，于是火星文作为一种加密的文字在同学间迅速流传。难怪有学生这样传授经验：“用了火星文，就算被老师抓到也不怕。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研究我们在纸条上的‘鬼画符’。”

任何借助语言的表达都是有局限的，都是不完整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曾经注意到，在希腊哲人那里有两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一种是所谓“俗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另一种则是“隐晦写作”（esoteric writing），后者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人经过反复琢磨才能领会。所谓“隐晦写作”，有点像中国人通常说的“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不过，这与其说是一种技法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方面，表面上人类“掌握”了语言，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俗白表达”都不可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决定“隐晦写作”是不可避免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书，讲的是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需要，两性只有互相理解才可能和平相处。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观念，即使是用相同的词语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心底里却又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面对环境的限制与语言的贫乏，其实谁又不是在“用火星文写作”？区别或许只在于形式，只在于你抛出的文字究竟有多少人能听见，并且心领神会。

这种默契，用二十一世纪的中文表达起来就是——“你懂的”。

背着国家去旅行

就在中国的“泡沫股”还在探底的时候，中国的“口水股”仍旧日日暴涨。2007年底，几个中国人在华尔街的骑牛照，更是引来了口水无数。有人由此得出结论，断定中国人素质差，然后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如此推衍，颇有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诞。

跑到华尔街骑牛着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类将其他的动物拉来当牛做马骑一骑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更何况，对于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牛还是很有亲和力的。当你三五成群，走在言语不通、金发碧眼的美利坚，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头说哑语的牛，难免会产生一种“水牛无国界，他乡遇故知”的错觉。一时冲动，骑了上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有人说，华尔街是投资者的圣地，在此意义上这牛基本上就算是“圣物”了。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即便你说这头牛是“圣物”，充其量也只是拜物教的圣物，与神圣无关。你可以要求别人爱护公物，但不能让别人都去崇拜这头牛。

相反，我倒是觉得那些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骑上华尔街牛的时候特别可爱。他们不只是爬上了牛背，而且在那一刻还让那头牛复活了。我甚至看到他们骑着牛从拜物教的金街走到熙熙攘攘的生活里去了。只可惜那些游客觉悟不高，没捎上一根笛子，否则便是一幅“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国画了。

在我看来，如此一情一景、突发奇想的举动并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在生活中，有人过得严谨一些，有人过得活泼一些。仅此而已。

然而，透过一系列的讨论，我却发现两个典型的逻辑问题：其一是“言必称国家”，其二“言必称国际”。

第一点大家看见了。当那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顺着这种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了。仿佛这些人骑的不是牛，而是自己的国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至于“言必称国际”，这种说辞常见于人们做坏事时“与国际接轨”、“以外国为师”。在具体的争论过程中，有人拿出相关照片，以“外国人也是爬牛的”来举证中国人爬牛的合理性。言下之意，国际友人都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悲愤者甚至会想到，难道我们就低人一等么？

有些中国人时常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无耻”，然而，每当我分析他们的言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无耻，而是“无逻辑”。当然，无耻的人通常都是不讲逻辑的。

记得有一年，有位中国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被美国记者问到人权问题时，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惊诧不已，至今不能忘。其大意是：你们美国人不要总是批评中国人权有问题，你们自己也不怎么样，你们总是这样指责我们，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讲，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好一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点中国文化底子却又没有完全吃透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回答很妙。然而，它是经不起推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道理其实很浅显，点灯是百姓该有的一项人权，而违法人权却不是一项人权，更不应被政府推崇。中国可以强调本国人权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但并不能将美国人权有问题作为中国人权有问题的合法性条件。

没有不合逻辑的自由。类似不合逻辑的事，时常会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阿Q当年想摸小尼姑，小尼姑不让，于是阿Q就为自己打抱不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中国人跑到华尔街骑牛，理由纵有千种，但是如果坚持认为外国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那就有问题了。总不见得你去罗马游览，看到满地都是小偷，你也入乡随俗了吧？

国破山河在

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当我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空中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是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是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本土的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相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还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这方面，中国的历史茶几上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杯具”。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

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王尔德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缘 起

我曾在思想国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测试，但是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关留言林林总总。比如，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集中营不过是把人生按了一个快进键而已”，“用思想体系杀人”，“孕育仇恨与敌意”，“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

当说，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过，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多数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我是说，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而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关键所在。

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或许有朋友会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显然，这一解释并不成其为理由。毕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参与集中营的建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们被问及“报纸是用来干什么的”时，有人会站在发行商的角度说“报纸是来卖广告的”，也有人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说“报纸是用来获取信息的”。正因为此，我强调在回答“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时，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场。

当然，有人会说，买报纸的人是主动的，进集中营的人却是被动的。这种反驳无疑是有力的。然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有限的选择中最后被动地买了报纸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我们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馈），那么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消极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这种被人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的“信息反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为“在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众所周知，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换句话说，在集中营里，囚徒变成了信息发送者，纳粹军警变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时，集中营变成了一种为囚徒所用的媒介。对于囚徒来说，从解码到反馈（编码），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在给我的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人物，只有他在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虽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说：“这个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心动与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显而易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渔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精神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渔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后，人因为对自由的求取与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为神明。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了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得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永不绝望

有位叫杨笃生的青年，在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给马君武写了封绝命信，然后跳江而死，胡适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为生活艰难投井。两位青年的自杀，让胡适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之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胡适一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写的兰花草一诗，标题即为“希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个实验（1975）。

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参照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笼子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短暂时间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愿望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舞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是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给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无休无止的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狱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如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证实，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只要心怀希望，积极生活，集中营也会变成游乐场。

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2006年，失踪八年之久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获救。奥地利警方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十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八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 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B. 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C. 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D. 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八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地下室里的乌托邦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在1998年将娜塔莎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开始对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六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普里克洛皮尔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五十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自由的监狱，并在出狱后，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她在院子里的偶尔走动甚至给人留下一种在“开明专制”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望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奖励你，控制你

世界电影，能动人心魄者，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曰爱情，二曰逃狱。所以，走进任何一家音像店，你随处可见的便是有关监狱及逃狱的影片。甚至，在一些电影中，爱情同样被当作逃离的对象。

自由这个命题和爱情一样古老。倘使我们将人生境遇视为一种此起彼伏、无休无止的逆境，那么逃狱便是件永恒的事情。正因为此，奥地利被绑架女孩在绑匪的地下室里度过八年并成功脱逃的新闻撩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扉。

论及逃狱电影，就不得不谈到《肖申克的救赎》及其灵感来源《逃出亚卡拉》，以及《巴比龙》、《美丽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逃狱》这样充满人性光辉的经典影片。正如米歇尔·福柯通过监狱模型解构政治何以运行一样，我同样喜欢透过类似的电影找到有关社会控制与操纵的蛛丝马迹。而本文将要着重分析的，则是奖励如何实现社会控制，如何编织人生的牢笼。

1. 赚分的妓女

先说《监禁》（The keeper）这部影片。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克雷布斯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警察，在“追星族”眼里，他道德、勇敢、善良、守法。然而，谁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完美男人”借办案之便将舞女吉娜·莫尔囚禁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一切源自克雷布斯幼年时的心理创伤——他的舞女母亲被父亲杀害。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憎恶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并试图用监禁或谋杀等手段来拯救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身体与灵魂。

克雷布斯把吉娜·莫尔带进自己的林间小屋的地下室，里面有间铁栅栏囚室，紧挨着厨房。连接囚室与外界的是一扇小窗，由于关在铁栅栏内，吉娜只能远远地望着窗子。从早到晚，渴望被营救的她不得不像看电视的人一样观望近在咫尺遥不可及的外面的世界。这是一间经过隔音处理的地下室，所以即使吉娜看见窗户外面有人走动，也不可能发出哪怕一丁点求救的信息。她似乎注定只能通过向克雷布斯妥协以获得自救的机会。

影片中，克雷布斯有着极其复杂的性格，他暴虐却又不乏同情心。这间被他用来实施非法拘禁的地下室，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帮他实现人间正义的“思想改造所”。

和其他许多逃狱片相比，《监禁》的情节结构简单，乏善可陈。意味深长的是片中克雷布斯创造的“赚分”游戏。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寓言，它向观众展示了所有统治者实施统治与操纵的密码，尽管许多人也许并不理解。

第二天一早，克雷布斯像仁慈的狱卒一样将早餐递给吉娜，隔着铁栅栏开门见山地希望吉娜能够接受他的改造——因为他是这里绝对的主宰者，“不要试图破坏地下室内的物品以制造响声，引起别人注意”。显然，吉娜并不在乎这一切。她扔掉了饭盒，痛骂这位终日身穿警服的绑架者。就在这时候，克雷布斯公布自己的游戏规则——每个人（囚犯）都应该努力为自己“赚分”。根据这个规则，由于吉娜第一天没有好好吃饭，所以失去了五分，而且这天她将不会再得到任何分数。

对于绑架者而言，这种所谓的激励与奖赏机制是一种实用而有效的控制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这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责任转移。即，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被绑架者生活是否过得如意，并不完全取决于绑架者，同样取决于被绑架者是否自觉自律，是否遵守绑架者制定的行为准则。如果吉娜因为抗拒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那也只是“自作自受”。

熬过几餐后，吉娜终于选择了屈服，她和颜悦色地接受克雷布斯的教导，不再和克雷布斯发生直接冲突。绑架者的逻辑是“我是为你好”。所以，当吉娜表现得如一只温顺的绵羊在铁牢里等着克雷布斯的施舍时，后者总会用“恭喜你”一类的口头禅来开始他们之间的谈话，或者说是克雷布斯对吉娜进行思想工作。

尽管克雷布斯为了申明自己的权威，偶尔会隔着铁栅栏开枪，像是猎杀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每天温文尔雅地对吉娜说早安。他甚至会在情人节给吉娜送上鲜花。如果吉娜配合，赚得一些分数，克雷布斯还会给她兑换成钱数。比如，吉娜赚到200分时，克雷布斯给了她350英镑，甚至给她买衣服与电视机。通过一次貌似真诚的谈话，吉娜曾经得到过10英镑。

现在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荒诞的场面：绑架者诚心诚意地希望人质在铁笼里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别无选择且毫无保障的生活，任何以屈服换取的“舒适”都是不牢靠的。毕竟，对于人质来说获得自由才是真正体面的事。不幸的是，每当吉娜试图逃跑时，最后都会被克雷布斯抓回来，重新扔进地下室。

对于绑架者来说，奖赏是他们赠予人质的“天鹅绒监狱”。如果说铁牢笼是为了囚住人质的肉体，那么“天鹅绒监狱”所瞄准的则是囚徒的内心，是对人质斗志的驯服和瓦解。久而久之，人质被“体制化”，逐渐认同并参与种种奖励规则，为自己的生活“赚分”，任劳任怨。正因为此，当吉娜终于无法忍受身上的肮脏时，她甚至会在深夜对克雷布斯高喊，“赚多少分能洗澡？”在这个封闭的条件下，侮辱与被侮辱者进入某种平衡的状态。

讨论并没有因此结束。对于《监禁》这部影片而言，轻描淡写的“奖励”游戏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由于人质只有吉娜一人，因此不能完整反映奖励给“人质社会”所带来的颠覆性作用。接下来不妨将这一模式放大，假设地下室里被关的是100位妓女，看看上述奖励措施与责任转移将带来怎样危险的后果。和前面不同的是，现在有了群体的概念，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将受到群体的影响。

A. 100位妓女被囚禁，起初都会试图反抗。她们咒骂、尖叫、怒砸铁栅栏。

B. 无动于衷的铁栅栏与枪击事件使她们陷入绝望，反抗开始减弱。部分人陷入绝望，和吉娜一样，在别无选择时由着自己趋利避害的本性，至少表面上开始臣服于警察，以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部分人继续反抗。

C. 奖励的设立进一步确定了绑架者的权威，使警察与妓女的关系由“监禁—反抗”的对抗模式过渡到“监禁—协商”模式。由于个体回应奖励的差异性，被奖励妓女之间的狱中福利出现不平等，并由此导致反抗成本的差异化。

D. 奖励在效果上的差异性使反对绑架者的道德共同体渐渐瓦解，继续反抗者不仅会面对警察的扣分与惩罚，还可能导致其他“做稳了囚徒”的人的反感。有时甚至会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指责抗拒者不能安分守己。反抗被继续削弱。（此一阶段，可以参考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遭遇。每逢绝境，便会有人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责骂摩西胡作非为，过去的生活虽然卑贱平庸，好歹还有“面包和马戏”。）

E. 如果时间久远，奖励将使内部出现类似科层制的结构。绑架者让其中几位囚徒负责管理和改造其他妓女，从妓女中发展出“权力的头牌”，并且给予与之相称的更多福利。她们成为连接警察与其她妓女的中间阶层，具有囚徒与看守的双重身份。一部分妓女对另一部分妓女的管理开始被合法化。狱中的妓女管理者同时成为警察与妓女的缓冲地带。如果妓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冲突加剧，后者甚至会视警察为解救者。

F. 被囚妓女渐渐忘记所从何来，她们的生活目标不再是逃出去，而是如何从妓女变成看守，接近管理核心。能与警察共进早餐或者在院子里散步变成一种荣耀。新的道德共同体逐渐形成。既然改变无望，曾经继续反抗的人“恍然大悟”，开始加入这种“赚分”游戏，并监督其他反抗者。反抗变得没有意义，反抗可能削减其他人的福利，并且影响自己的升迁。

自此，狱中控制全部实现。在暴力的支持下，警察通过赚分游戏成功地改造出一个“地下室社会”。人质失去自由的过程，因此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步，分别是拒绝奴役、自愿奴役和习惯奴役。

2. 欲罢不能的游戏

奖励如何让人欲罢不能，如何毁坏人生，使一个人逐渐失去做人的底线，参与作恶，这在泰国电影《13骇人游戏》中同样有精彩演绎。

阿奇是一个亚美混血儿，母亲是泰国人，父亲是美国白人。他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位音乐器材的推销员。因为生活落魄，无能力支撑目前他的家族。正在他为这些压力一筹莫展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恭喜你从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欢迎参加‘13’，这是一个超级大奖游戏，你将有机会得到一亿泰铢。”就这样，抱着试试看态度的阿奇由浅入深，从打苍蝇开始，直至慢慢接受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任务。十三关具体任务如下：

第一关：用地上的报纸打死一只苍蝇（奖金一万元）；

第二关：将打死的苍蝇吞掉（奖金五万元）；

第三关：弄哭幼儿园里的三个小孩（奖金十万元）；

第四关：抢走乞丐的钱（累积奖金二十万元）；

第五关：在高级中式餐厅里吃光一盘人的大便（累积奖金五十万元）；

第六关：把手机交给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然后撂倒公车上的无赖，抢走他的电话（累积奖金一百万元）；

第七关：在十分钟内，将困在井底的一人救起来，并通知其家人来收尸（累积奖金两百万元）；

第八关：用标示八号的铁椅，打昏穿着八号外套的人（阿奇前女友的现任男友）；

第九关：找出医院中的关系人（一个在805号房的老太婆，也是片头过马路的老太婆），并逃出警察的追捕；

第十关：老太婆需要什么就照做（造成了“晒衣绳杀人事件”，一群飙车族因急速赛车而来不及刹车被晒衣绳划掉半个头颅而死）；

第十一关：拿起尸体堆中的武士刀，有两种选择：杀了绊脚石，或者杀了绊脚石的狗警告她不要妨碍游戏（阿奇选择了后者）；

第十二关：杀死牛，并且用嘴巴取出牛肠里的钥匙；

第十三关：杀死房间中坐在轮椅上的人（累积奖金一亿元）。

相关奖励规则是阿奇欲罢不能的重要原因。根据规则，每过一关都会有数额更多的奖励，但与此同时，如果他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关并且胜出，任何中途失败或退出的行为都将导致前面自动到账的奖金全部作废。所以，当阿奇还算轻松地过了前面几关，账户上开始有了些钱，并意识到自己必须作恶而想放弃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还没有真正得到他所想要的。为了获得奖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恶越作越多（晒衣绳杀人事件可视作集体屠杀的隐喻）。

而且，每次阿奇只有在过了前一关后才知道后面一关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对未来的无知只能让他得过且过，永远心存侥幸，永远忠于游戏，永远前途未卜。虽然努力打拼，但命运似乎已经不在他手里。一方面，一亿元的奖金在那里等着他；另一方面，如果他中途退出，那他在前面吃人大便等付出全部付诸东流，对此，他肯定心有不甘。事实上，这种欲罢不能的补偿心理正是许多人一旦陷入官场，就变得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退出官场可能使他从前的忍辱负重和广泛积累的人脉变得一钱不值。

影片描写了社会的残酷以及人性的光辉如何被奖励所掩埋。阿奇坚持到了最后一关。不幸的是，当他放弃杀害同为参赛者的父亲之后，却被后者所杀。人性的一点可怜的残存竟然成了阿奇的墓志铭。

3.“方块A政治”

乔恩·图泰尔泰博执导的影片《本能反应》里同样有有关奖励与控制的细节。在“和谐港”监狱，监狱管理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囚犯，每天都进行一场分发方块A的扑克游戏。这个游戏规定由狱卒随机分发给每位囚犯一张扑克牌。作为奖励，获得方块A的囚犯可以得到半小时望风的权利。由于这是一种随机分发的游戏，理论上每个囚犯都可能抓到方块A。

这只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是明规则。潜规则是，狱卒可以随意抽出方块A把它直接扔给任何一个囚犯，并鼓励那些骠悍的犯人从弱者口袋中抢走这项权利。原本是人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因此变成一种专有的，唯有通过掠夺方可以获得的权利。而管理者正是通过这种不人道的“扑克的统治”，实现了对全体囚犯的操纵，使这个以“和谐港”命名的监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强者抢夺弱者，弱者憎恨强者”的仇恨世界。正因为此，在影片结尾，受尽权力愚弄与操纵的犯人们纷纷撕掉手中扑克的场面才会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4. 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有一个笑话：“1949年的一天，我被捕了，第一天敌人用苦肉计，我没招；第二天敌人给我灌辣椒水，我还是没招；第三天敌人用美人计，我招了！第四天我还想招，可他妈的解放了！”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毛泽东当年不怕国民党的军队，却怕糖衣炮弹，也是因为奖励比惩罚可能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个人与群体的间接操纵。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一直广泛地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望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于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与服从，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困境。回望那些年深月久的时光，我之所见，不过是无数遭受不合理制度与“奖励”双重绑架了的人生。所以，当有人声称“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时，我更要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不自由的秩序如何杀人？

奖励使人失去自由。下面的故事，同样和奖励有关。不过，我更愿意分析奖励以外的东西，即人们如何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或者规则来杀人。

在西方，13一直被视为一个不祥的数字。比如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一起聚餐，厄运便开始了。由杰拉·巴布鲁阿尼（G é la Babluani）编剧并执导的影片《Tzameti》（“13”，格鲁吉亚语）透过一位泥瓦匠外出淘金丧命的故事继续演绎了有关这一数字的宿命与不幸。

《13》（又译《百万杀人游戏》）是巴布鲁阿尼的成名电影。影片将观众带到法国的一个海边小镇。一贫如洗的塞巴斯蒂安给弗朗索瓦家修葺屋顶，不幸的是，房主因为吸毒过量意外死亡，塞巴斯蒂安因此没有讨要到自己的工钱。凑巧，就在当天，塞巴斯蒂安在弗朗索瓦家的窗台下面捡到一封不知何处寄给弗朗索瓦的信，里面还夹着一张火车票。而就在此前，塞巴斯蒂安曾蹲在屋顶上得知弗朗索瓦正要到外地参加一个撞大运赚大钱的游戏。对于二十二岁的塞巴斯蒂安来说，这无疑是次改变自己人生的大机遇。

告别清贫而宁静的生活，揣着这封信和一张单程车票，试图冒名顶替的塞巴斯蒂安在一个陌生小镇下了火车，住进指定的旅馆。在一连串神秘接头暗号的指引下，他拿着刚得到的一张印有“13”标记的纸牌来到了丛林里的三岔路口。接下来，一位手举“13”标志的司机与他接上头，并把他带进森林深处的一间破屋里搜身检查。检查者甚至敲掉了他的鞋底，查找他是否携带通讯器材，旋即他又被带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别墅里面。

这是一个用人命进行赌博的场所。当身份被揭穿后，对游戏毫不知情的塞巴斯蒂安此时已经无路可退。原来13号是他在游戏中的身份，他必须作为“13”号枪手，以自己的性命赌自己的前程。

游戏规则原始而刺激。裁判坐在高凳上，十三位参加者按照1—13的编号顺次站成一个圆圈，机会均等，他们只能为手中的手枪放进一颗子弹，不停地转动枪膛，直到裁判喊停。然后，每位枪手举枪贴准前面的枪手的后脑勺。当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灯泡突然亮起时，所有参赛枪手同时抠动扳机。

一切突如其来，猝不及防。至此，观众渐渐明白弗朗索瓦的暴死或许不是因为毒品，而是因为让他再次体味“恐怖人生”的这封信。面对如此紧张而刺激的场面，从未摸过枪的塞巴斯蒂安早已不知所措。他不仅需要别人为他装上子弹，甚至在所有枪手都已经开完第一枪后，所有被击中枪手的尸体纷纷倒向地面时，他仍然没有开枪，浑身发抖、汗出如浆。此时，站在他前面被他顶着脑袋的枪手更是一脸绝望和懊恼，而围在一旁已经押下重注的赌徒们却疯狂地喊着“开枪！开枪！！”，要求这个初闯世界的年轻人抠动扳机。

游戏仿佛为每个人都建立起一种宿命，而一旦加入这个游戏，人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弱者，谁都没有能力或意志来破坏这个规则。他们憎恨这个规则，又希望从这个规则中得到好处。只有明白这一点，观众才能理解为什么站在塞巴斯蒂安前面的枪手会像一只温顺的羔羊一样，静静等候塞巴斯蒂安的屠宰；而握着手枪的塞巴斯蒂安同样手无缚鸡之力。在一片喧嚣声中，塞巴斯蒂安终于抠动了平生第一枪。他惊魂甫定，这一枪，没有子弹。此时，那位早已吓破了胆的枪手疯狂地扑向塞巴斯蒂安，仿佛责骂一位破坏规则与秩序的闯入者。

游戏便是在这种紧张而残酷的气氛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轮的比赛需要任意放进两颗子弹，在第三轮的比赛中放进三颗子弹，随着子弹数量的增多，每位选手的死亡概率都会大大增加，直至最终决出唯一的胜利者。在每轮游戏开始之前，亲临现场的赌徒都可以对每位枪手投注，只要这个枪手击中自己瞄准的枪手，那么投注他的赌徒便可以赢得奖金。在第二轮对决中，塞巴斯蒂安一定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身居其后的枪手没来得及开枪，便已经被紧邻其后的枪手射杀。

直到第四轮，场上只剩下两名选手——塞巴斯蒂安和6号。在顶着额头放了一次空枪后，组织者让两人各自装上了四发子弹，顶着对方脑门。灯泡亮了，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6号重重地砸向地板，塞巴斯蒂安再次侥幸活了下来，他像世界杯比赛中的黑马一样击败了曾经三次夺冠的“三星”6号。接下来是一场绅士般的彬彬有礼的“分赃”，塞巴斯蒂安终于赢得了自己坐在故乡遥远的屋顶上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大笔钱财。当赌徒们作鸟兽散，“一枪暴富”的塞巴斯蒂安失魂落魄，像做着白日梦般游荡在火车站里。

一个旧的规则结束了，接下来是另一个新的规则。然而，杀人的游戏仍在继续。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塞巴斯蒂安被一张熟悉的面孔顶着腹部连开三枪。狙击者是6号枪手的弟弟，作为旁观者，他见证了哥哥倒地而死，更见证了自家唾手可得的巨额“血酬”伴随着“13号”一声枪响从此灰飞烟灭。所以，与其说他是找塞巴斯蒂安来复仇，不如说是为了师出有名地抢夺钱财。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在上车前，预感到可能遭遇不测的塞巴斯蒂安已经将自己的所有酬金通过包裹寄回了老家。他被抢走的不过是一个空袋子。当然，谁也不能否认，那个被抢走的空袋子里装着塞巴斯蒂安年轻的一条命。

影片结尾，乐声响起，它舒缓、苍凉却又浸透着温馨。车窗外的阳光打在年轻人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恐惧。

社会如何杀人？无论是肉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数以千计的罪证。才华横溢的巴布鲁阿尼将“社会之恶”浓缩在一场惊世骇俗的杀人游戏中。回顾这场有组织的杀人游戏中的杀人与被杀，看似荒诞而夸张的情节却为我们提供了解开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罪恶的密码。好社会需要好秩序，坏社会同样需要坏秩序，而社会之恶便是通过一个个规则或秩序完成杀人的目的并支付“血酬”的。社会总是试图通过建立起一系列的规则，让各怀鬼胎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然后在集体无意识中一次次兑现杀人或者被杀。当灯泡亮起时，杀人便开始了。然而，灯泡并不执行命令，它照见卑污人性，同时也做了卑污人性的替罪羊。

在这个极其残酷的规则面前，每个人都开始进入汉娜·阿伦特笔下的那种“庸常的恶”，成为规则的严格执行者与遵守者。就像迈克尔·西米诺反思越战的经典影片《猎鹿人》（The Deer Hunter）所揭示的一样，人类需要打破的真实困境是，在“一枪致命”（one-kill shot）的游戏中，“人对人是狼”（霍布斯语），每个猎鹿者最后都变成了猎物。如中国人常说“政治斗争成瘾”、“与人斗，其乐无穷”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样意味深长的是，“一枪致命”与“百万杀人游戏”是一种恐怖而成瘾的游戏。正因为此，在巴布鲁阿尼导演的这部电影中，出现了一个曾经三次夺冠的6号枪手。就像在《猎鹿人》里，从决杀中大难不死的一位美国大兵从此沉迷于俄罗斯轮盘赌，甚至希望有朝一日在“一枪致命”的杀人游戏中丧命。

无疑，无论是对于押下巨额赌注的赌徒，还是参与决杀的麻木的枪手，他们共同打造的是一个扭曲的食物链。决定这些人一生的，与其说是实力，不如说是运气，永远只是运气。前面三局，你只能期盼后面的枪手空了子弹或在开枪之前便被人击毙，而最后两人对决时，同样决定于你的运气。它既要抠动扳机时的速度，更要在你抠动扳机时子弹已经恰到好处转到了出弹口，等待你的食指致命一击。当然，如果两人同时被击中，这可怜的、血气蓬勃的世界连虚妄的唯一的胜利者都没有了。

这注定是个侥幸的世界。当社会秩序建立于这种彼此剥夺的侥幸之上，任何未得到的幸福都是不确定的，而得到的也是不牢靠的。在这种虚伪的秩序中，没有人能设计好自己的前途，安排好自己的一生，更不可能如贝多芬所言“扼住命运的咽喉”。每个人看似兢兢业业，然而谁也不能掩盖这种秩序的拼凑本质。此时，社会不过是一个通过临时拼凑起来的规则来剥夺生命或转移财富的场所。所谓“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命场”，人们遵守规则，却彼此伤害，社会满盘皆输。“合法伤害权”的背后，是没有谁是最后的胜者。正如巴布鲁阿尼在谈到为什么用“13”这个数字作为片名时所表示，这个数字给某些人带来厄运，也给某些人带到好运。但是，没有人会持久拥有这种机会。

至此，影片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充满激烈竞争与“罪恶秩序”的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是随时可以易手的钱财，人命已然微不足道。古往今来，诗人们时常慨叹似水流年、时光飞逝，然而，真相却是时光并不流逝，真正流逝的是我们。透过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我们同样惊恐地发现，对于这个充满劳绩的社会来说，不是我们赚钱，而是钱赚我们。它赚走了穷人的一生，同样赚走富人的一生。

屋顶上的矿难

2009年的一天，《新京报》的朋友在网上给我转来一组新闻照片，让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这组照片见证了一场悲剧：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没有风，一边是共和国低垂的旗帜，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强拆她家的房屋。而这位女子，在火堆边的求饶，既没有感动任何人，也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权利的天空坍塌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之所以有此思路，实在没有多想，许是因为矿难作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令人羞耻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而潜意识告诉我，这种矿难，从来不只是发生在地下，它同样会发生在地上。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读者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字眼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我站上全世界的屋顶”，“屋顶上的骑兵”以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人生的高处，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然而那一刻，它迎来了解放。

然而，在成都这个写满悲情的新闻故事里，自由早已经逃之夭夭。我，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只看到唐福珍低眉垂首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或者看新闻不问究竟，而是因为“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要。如你所说，今日中国，灾难新闻的门槛已经越来越高了。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不要轻言一个人的名字了。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当唐福珍纵身火海的时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或者两个名字——她是受难者，而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

让人无言的是，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唐福珍没有袭击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她的自杀如何成为一种暴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还被要求“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米波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在中国早已经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在中国，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2009年的那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天塌了。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屋顶上坍塌。

青山无柴烧自己

隔日的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没有哪个学生不诅咒这样一场悲剧。其中有位女生，用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所有的评论都终结了，读到这个标题的那一刻，我几乎无法动弹。你不用细看余下的文字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人们不是总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早已经失去了意义。权利的青山如此荒凉，剩下的或许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到孙中界断指自清，再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甚至也会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而此前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或者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虽说“人人死而平等”，但每个人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因此之故，我愿诚心诚意地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在试图结束外界施加于自己的种种暴政之时，首先更应该结束的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那一场“暴政”。

你怎好意思对“身体维权者”道谢？

2009年的平安夜，网络比往年似乎更清静。我在微博上偶尔看到肖雪慧女士和几个网友在为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拉票”——“请为身体维权者投一票，这是一个虽弱但绝不怯懦的群体！”“虽然喜欢韩寒，但还是奋勇投了身体维权者一票。”

在该媒体的网上投票站列有十个候选人（群体），包括韩寒、周立波、赵长青、湖北救人大学生、伍皓、王帅等等。其中，对“身体维权者”的描述是这样的：

“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在维权所抵最高处留下标记；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以满腔的炙热映衬出外界的冰冷；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他们以鲜活的生命为权利而斗争，在刀锋和烈火中伸张正义，他们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权利运动的悲情践行者。”

读到这，我不禁悲从中来。实话实说，我当时心情坏透了，尤其当我看到唐福珍这个名字。就在此前，那场“屋顶上的矿难”曾经让我做了整整两晚的噩梦。

其一，我非常不认同这样的投票互动。

由于唐福珍出现在“身体维权者”名单中，在客观上意味着将明星与死者放在一起来竞争“年度人物”。悲情还未消退，许多拉票者却把这个搞成了一个嘉年华。我觉得，媒体可以搞个专家委员会选出年度人物，倡导其精神与价值，而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让一帮网友敲锣打鼓。若是搞民意调查，那就不要冠以媒体的名义，变成什么“××年度人物”。

其二，“身体维权”是否值得鼓励？

此次“身体维权者”包括孙中界、张海超与唐福珍三人，他们无一不是伤害自己的身体以维权。的确，面对这些“身体维权”者，媒体时常会陷入两难。记得胡适先生曾经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同样认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不会建立在一群被怂恿的“烈士”之上。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唐福珍是被怂恿的“烈士”。我只是强调社会舆论在这方面不要鼓励大家去做牺牲，以自残明志，以悲情为旗。我的基本看法是，媒体可以不遗余力鼓励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要高标自杀、自残在救济社会方面的意义。

有网友善意地反驳，“这并不妨碍我们给予唐福珍们所应得的尊敬和感谢啊！”尊敬我是认同的，对于任何一个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人，都应该尊重。问题在于，你怎么好意思对唐福珍道谢？唐福珍是想舍生取义以死废除拆迁条例么？她的家还在么？谁都知道，她不过是想守住家园活下去，我们却要不断在她身上赋予意义，证明她“死得其所”，死得“重如泰山”，这不荒谬么？

身处同一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公民责任，谁也不要鼓励或者赞美他人多做牺牲，鼓励他人以血肉之躯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使这在客观上会推动社会进步。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手指也不过十根。所以我说，如果需要在拆迁条例死掉与唐福珍活下来之间做选择，我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在一个死人身上追求社会进步是可耻的；一切建立在这之上的进步也是可耻的；自己无所作为而高歌他人牺牲是可耻的。

我记住唐福珍，决不是记住她对废除拆迁条例做了多大贡献，而是要记住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耻辱。在唐福珍死前，那些自称有良知、有知识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唐福珍死后，这个条例终于要被废除，这不能证明唐福珍“死得其所”，只能证明本来有能力废除这个条例的人集体失语、失职。

转天晚上，肖雪慧就拉票一事在微博上给我留言：“是不公正，唐福珍已无法为自己拉票，孙、张也没有能力拉票。但起初我是很欣赏……能把这个群体提出来，对投票形势也有误判。受这几种伤害的人太多，各社会阶层都有，连信访主任退休后被强拆也无力自保。所以以为这个群体会触动很多人，投票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我承认，2009年没有比“身体维权”更惊天动地的事情了；我相信，如萧瀚所说，“正义必须被炒作，否则它将被活埋”；我更相信，甘地当年之所以能有所作为，不在于他反对的英国人多有正义感，而在于后者被甘地唤醒了羞耻心。在此意义上，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媒体的这个年度人物评选能唤起整个社会的羞耻心。如果能有此觉悟，得票率高的韩寒与伍皓，又怎好意思在这场竞争中为自己拉票，去与唐福珍争一个哀名？

公民膝下有黄金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几十年来，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从整体上看的确有很大改善。伴随着大量私家车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中国有希望像上世纪初的美国一样变成“轮子上的国家”。不过，在变成“轮子上的国家”之前，我不得不提醒，——虽然我不能因为钱云会的惨死断定中国是一个“轮子下的国家”，但至少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彻底脱去“膝盖上的国家”的旧面貌。

比如说，西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时舆论哗然。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辆违章车，司机七十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绎到极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每个人都饱受“跪族文化”的熏陶。电视机里，大导演们为大臣与草民们设有“专跪”，须臾不忘推销帝王时代的美好生活；网络之上，“跪求”一词也早已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

令人称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生活竟然要通过下跪来解决与协调。莫非这就是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种种“下跪新闻”似乎在向我们道明中国社会生活里的另一种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与此同时，这种下跪式维权与抒情又吊诡地成为驱逐理性与情感的一种仪式。一切就像是不太会说话的劝酒，猛地一口喝下去，然后对人说，“全在酒里了，你看着办！”

除了社会生活中的下跪外，还有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下跪。比如，2007年，蚌埠东部的鲍家沟的村民，奔走呼号十几年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百般无奈的他们最后只好组织起来，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时“紧急下跪”。面对这种“有组织的下跪”，如果有记者拍下当时的照片，相信一定可以拿个普利策级的新闻奖。

再往近点说。2009年11月5日，河北承德六十六岁的农民王秀珍，因其家中拆迁之事向政府寻求帮助，好不容易见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史书记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五楼（跳）。”2010年4月13日，为了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问题，辽宁省庄河市千名群众在政府门前下跪要求见市长，遭到拒绝。4月27日，湖北省公安县三百多名被辞退的民办教师再一次集体下跪，要求各级政府落实中央政策，获得公办教师资格。他们一边下跪，一边打开横幅，要求得到自己的合法权益。福建南平一妇女因八岁女儿遭人强暴而一直上访，好不容易见到市委书记，即便下跪喊冤，仍被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

就政治领域而言，现代国家的公民，通常是借助法律与选票来保障自己的应有权利。如果法律不彰，选票又得不到保证，就只好“以德治国”。或者说，既然不能用手投票，又不能用脚投票，只要用膝盖投票了。

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在众目睽睽下的下跪同样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而具有某种进攻性。比如在中国某些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便有这样一些“以下跪为业”的强讨恶要者，他们逢人便跪，跪而不起，以贬损自己的人格来要挟他人行善，这种道德逼迫只会使这个社会进一步失去同情心。和中国的大导演一样，他们也因为推销“下跪连续剧”成为中国下跪文化的有力普及者。

当然，下跪并不必然意味着精神上的矮化，它甚至代表着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高贵。1970年12月7日，来访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向波兰的无名烈士碑献完花圈后，默默无言走到一旁的犹太殉难者纪念碑，突然双膝着地，跪在纪念碑前湿漉而冰冷的大理石上！勃兰特与纳粹德国本无任何瓜葛，但他还是双膝落地，为无数被纳粹杀害的苦难亡灵，为所有应该跪下而没有跪下的人，也为表达德意志民族集体悔罪的诚意。这是历史性的一跪，是敢于承担历史罪责的一跪，是在灵魂上站起来的一跪，勃兰特的惊人之举让世界为之动容。1995年6月，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科尔在访问以色列时，再次跪在以色列的二战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那一刻，我们看到“公民膝下有黄金”的另一种内涵。

没什么鸟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2008年9月前后，齐齐哈尔市几位主张将丹顶鹤定为国鸟的全国人大代表收到了国家林业局的答复。据称，国家林业局已经将丹顶鹤以60%的得票率位居榜首的评选结果提交国务院审查。不过，有关丹顶鹤能否立为国鸟的争议仍在持续。

一是有人认为丹顶鹤的英文学名Japanese Crane和拉丁学名Grus japonensis直译都是“日本鹤”，所以作为中国国鸟不合适。对此，有人见缝插针地指出，这个日本鸟名字将“考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一断言委实过于自信了。显然，争议并不止于丹顶鹤是“日本鹤”。有天涯网友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在十种候选鸟中选国鸟，谁知麻雀竟以35.8%的支持率荣居榜首。

在这个解构流行的年代，麻雀能异军突起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有人认为这个结果很“恶搞”时，我却觉得许多支持者及其观点都很严肃。

众所周知，以人类选举之常识，如果对候选鸟不熟悉，选鸟者多半只能投反对票或弃权。而事实上，每个中国人的成长岁月里几乎都有关于麻雀的记忆。麻雀是中国分布最广泛的鸟类，南北东西，可谓“有井水处就有麻雀”。这一切无疑为麻雀当选提供了广泛的民意条件。至于我自己，如果愿意选麻雀为国鸟，也是因为麻雀曾经“为鸟谦卑”，早在我幼年时便已在我家牛栏草屋顶上做窝，为它今天的选举拜票了。在我看来，麻雀是“生活的鸟”，现在选它为国鸟便是让“生活的鸟”上升为“理想的鸟”了——将生活当作一种理想，何乐不为？

透过相关争论，不难发现，在许多麻雀支持者身上其实透散着一种虽诙谐却难能可贵的忏悔精神。尽管今日中国麻雀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曾经极不公正地对待麻雀。为了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那时“学生停课了，工人上街了，教授上房顶了，农民上山了，军队拿出了枪炮”。1958年4月19日，北京进行了全市抓麻雀总动员，300万人热烈响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鞭炮齐鸣。据次日《人民日报》报道，当天全市统计出来的累死、毒死和打死麻雀共有83249只，还称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载《国家历史》：《除“四害”，麻雀的艰难岁月》）

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网友认为选麻雀为国鸟所体现的是“中国人对麻雀负罪和欠债，总要想办法有所补偿”之原因所在。此说实非虚言。于情于理，倘若今日中国愿意正视上述历史，并借此机会将麻雀尊为国鸟，倒也不失为替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赋予了某种自新之志与忏悔之精神。

同样，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说明麻雀是鸟类世界百折不挠的草根力量。尽管命运多舛，险象环生，但是麻雀终究能在种种艰难困苦中逃出生天。难怪有人感叹，麻雀这惊世的命运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么？而且，麻雀作为中国诸多城市仅存的非家养鸟类，对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中国人来说，其象征意义显然远远大于丹顶鹤。如此说来，为麻雀支持者免去后顾之忧的是，即便有一天麻雀贵为国鸟，也不会为国所累——既不会背着国家去飞翔，也不会为“天鹅绒鸟笼”所折服，更不会认为自己被这个国家封为鸟领导——而始终能够保持飞鸟的行止与情怀。而这种精神是许多“被家养者”，尤其是知识精英们所迫切需要的。

更重要的是，以数量计，以麻雀之鸟口来喻中国之人口似乎也合适。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若尊麻雀为国鸟，人们更可以在麻雀身上看到自己的境遇，看到“我很小，但是我很国家”。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权利谱系上，每个人，即使是被人诬为“小民”者，也有不可摧折的平等权利。在此意义上，以麻雀为国鸟倒也不失为对个体命运的价值弘扬。

与麻雀相比，丹顶鹤离中国人的生活终究遥远。人们之所见，多不过是电视片或者宣传册上的鸟模鸟样，而且这种鸟即使立于泽国，依旧金贵得像是不会给自己打伞的领导一样生活不能自理。与此同时，虽然道家贡献过“松鹤延年”的说法，但如今的丹顶鹤已经濒临灭绝，孤零零的像是被流放到了三江平原。如此凄凉晚景，怎能代表一个号称正在“和平崛起”的国家？不灭绝才怪。

有些争论则比较另类。比如中国人爱打麻将，而这一精神道具的别称就是“麻雀”，所以让麻雀作为国鸟也是实至名归。此外，也有反丹顶鹤者建议，与其吵来吵去，不如征用鸡。理由是中国地图如鸡，如果以鸡为国鸟，对于增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与维护领土完整定然事半功倍。况且，鸡也未必声名狼藉，法国不就将鸡选作“国鸟”么？

其实，争来争去，无论严肃还是戏谑，谁也都知道，没有什么鸟可以代表国家。有关国鸟的评选，充其量只能佐证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风尚与观念——因为国家之形象体现在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里，而不在于某只鸟的花色品种及其鸣声是否婉转。

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

2009年，《半月谈》杂志编发了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干部的真实经历。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

当然，这里的“理解”，只是“同情之理解”，并不代表支持。文章中的一些细节的确表明，目前严苛的“零上访”、“一票否决”等政策不仅伤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诉的上访者——体制外弱者，同样制造了“体制内弱者”。也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安排，使体制内弱者与体制外弱者之间发生了无谓的纠缠与对立。而这一切，都不是孙东东的“精神病偏方”所能解决的。

据这位乡镇干部介绍，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六年多，十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十七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截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具体情节更像是小说。据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近年来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都要派出五名干部24小时跟随这位上访者，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果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避免被“一票否决”。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票否决”实际上导致了某种具有进攻性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质疑“一票否决”，但在其未取消以前，“一票否决”的刚性规定也让基层干部变成了政治压力下的“体制内弱者”。只不过，他们的弱者身份是相对的，因为他们只要学会顺从，便可以将这种不合理的压力传导给那些上访者，甚至把“接访”、“截访”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也就是说，当基层干部受到上级的“零上访”政策的折腾时，他们同样把这种折腾转移到另一些上访者身上。压力传递的过程因此变成了“弱者对弱者的欺凌”（鲁迅）。不同的是，这是“体制内弱者”对“体制外弱者”的欺凌，前者是相对弱者，后者是绝对弱者。

早在1996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同样记录了一位乡干部的话：“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二十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在此，且不论政策本身的目的、效果如何，以及类似乡干部是否有“制度上的原罪”。具体到时下一些冲突连连的行政行为，在遵守法律与完成政治任务之间存在某种脱节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脱节尤其体现在“零上访”与“一票否决”政策上。一方面，宪法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零上访”与“一票否决”等政策却又在否定这种权利的意义，并以公民不使用这种宪法权利为荣。否则，上级管理部门怎会将“零上访”视为一种政绩？

同样矛盾的是，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告到上级政府的信访，还是告到法院的打官司，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公民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寻求自救。如果政府部门可以把本辖区无人使用某种宪法权利作为政绩，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什么不制定相同的政策，力争本辖区实现“零诉讼”？为什么一些政府部门不以诉讼为耻，却要拼命掩盖民众的上访？既然无人相信原告与被告等待法官裁决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什么上访者请求上级部门主持公道便要被戴上破坏稳定的污名？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需要解决的矛盾。它们有来自社会之间的矛盾，有的来自官民之间。有矛盾不是件羞耻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矛盾。如果非要通过强制手段掩盖矛盾，搞子虚乌有的“零容忍”，实则是设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权力过于自负，不愿正视他者的权利；要么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一无所知。

转型时期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权利的贫困。除却体制外弱者的不幸命运，那些不得不去执行不良指标的“体制内弱者”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事实上，就像上述基层干部，在制定政策的上级面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弱者；更不幸的是，他们常常因为“在一线做坏事”而成了无人同情之弱者。

难题如何解决？恐怕还是要回到“法治政府”这一层面来。法治政府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其更重要的一环是“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政府”。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权力部门“所依何法”及“如何依法”必须接受民意的审查。

换言之，一项政策是否可行，必须有通盘的考虑，有各方力量的参与，而不能凭着长官意志与政府部门自我授权。而既然要体现民意，自然包括“体制内弱者”的意愿，因为他们首先是人，是公民，然后才是上级的下级。否则，难免会出台“零上访”这样的政策，具体到执行时，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有的输掉了政治信誉，有的输掉了职业道德，有的输掉了公民赖以自救的权利。

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许多人热衷于讨论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不唯国家有主权，每一位国民也有主权。而且，个体主权之是否沦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对的精神事件。

所谓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

“对物的主权”，十八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美国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奥蒂斯反对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时的慷慨激昂——“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

至于“对己的主权”，则包括个体的身体自治（行动自由）与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条件下，无论“对物”，还是“对己”，两种主权都具有某种可让渡性：通过谈判你可以变卖房产，替人工作、听人差遣，甚至接受有关思想与行为的培训等等。但是，没人希望自己因此变成奴隶，既失去了“对物的主权”，也失去了“对己的主权”，成了“大公无私”时代里一无所有的“新人”。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敏锐于拥有“对物的主权”，而无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就像汉娜·施密特，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汉娜完全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国市民，忠于职守，对上级以及既有法令无条件服从。当法官质问她为什么只为不出乱子而宁愿让三百人活活烧死时，汉娜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法官一时无言以对。相信这也是人们最怕面对的问题。体制、环境、“大家都这样做”等等就像是隐身衣，许多作恶的人都曾经穿过，而且还要为将来备用。

至于汉娜为什么还是被判终身监禁，影片未完全展开，答案在德国的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三百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

和上面这位可怜的女人一样，亨里奇的律师也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从汉娜·施密特到因格·亨里奇，体制内的作恶者莫不把体制与命令当作其替罪的借口，为自己主权沦陷、良心失守卸责。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不是么？在修砌柏林墙的第一天便有东德卫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墙，方生方死，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了它持续几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也是个体超拔于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具有神性的一厘米。

那一刻，像过往与将来的所有光荣时刻，良知被人类奉若神明。而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的身上附着了这种神性的良知。如亨利·梭罗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和尊神的。”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不管是“神知”，还是“己知”，背后都关乎神性。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后者是自律之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恶的樊篱。一旦丢掉了良知，一味服从，人类神性的庙宇也就坍塌了。人类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琐的世相与一望无际的残酷。

我曾在《良心没有替罪羊》一文中谈到法国著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Boris Cyrulnik）的一段回忆，小时候他全家在波尔多被捕，父母后来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西鲁尔尼克说，那些杀人无数的警察一定相信自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悲惨世界》里的警察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

然而，所谓“服从”还有另一个常识：如果两个人对抗，一方被迫“服从”于另一方，此时“服从”只是表示前者失败了。不幸的是，在意识形态与辩证法高于一切的年代，生活就像《一九八四》里的口号“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一样荒诞不经——给刽子手磕头，竟能磕出美德。

为了克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之祸，尤其在经历了极权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之后，各国已经越来越注重对其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既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政治道德上的分权，也是一种良心上的共治。具体到今日中国，现行《公务员法》第54条不也规定公务员有抵抗上级的权利么？只可惜有人于法不顾，以为可以尽享良心沦陷之红利，且永远不受责罚。而这一切，也正是网民穷追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恶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唯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住其中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也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然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个手忙脚乱的德国兵是在“蓄意不谋杀”，正管理着他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呢！

柏林墙上有多少根稻草？

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连日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彼德·列宾拍摄的那幅“逃兵”照片再一次被各路媒体疯狂转载。1961年8月13日凌晨，在铁丝网网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一瞬间，一位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也正是他的这次倒戈，揭开了一部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传说——“翻越柏林墙”。

此前，从1949年起至1961年8月13日止，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有近三百万。由于农业集体化、压制私营贸易、粮食供应短缺、政治不自由等原因，再加上西德这一镜子国家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选择了离开。据说，仅是从 1961 年 1 月到 8 月初柏林墙修筑前这段时间，就有十六万人离开了社会主义东德，逃向西方自由国家。

人生而自由，自由可以称得出一个国家的重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然而，几十年前，面对政治上的力不从心，早已经失去民意支持的东德政府不但没有闭门思过，反而用一堆砖头将民众堵在屋里，自己在外乐得逍遥，混过一天是一天。就这样，8月13日，当东德人从睡梦中爬起来，发现自己很快跌入了一场现实的噩梦——他们被自称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公然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遥想古罗马时代，当平民不满贵族的统治，端着锅碗瓢盆、牵着牲口弃罗马而去，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时，罗马贵族害怕这个国家倒闭，也只能是追上去和平民低声下气地谈判，以提高后者的权利，而不是修一道罗马墙，将平民围住，逼着他们发明热气球——“gone with the wind”。

任何苦难的年代，人类都没有丢掉幽默的本性。柏林墙时代的翻墙传说，像悲喜剧，又更像黑色幽默。有意思的是，尽管柏林墙将东德围成一个“山洞里的国家”，然而事实上，这道名义上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并没有阻挡东德人的逃亡。当高高在上的政治道德再也不能动员民众，使他们安居洞穴，甘于奉献，剩下的日常反抗就只是试图出逃者以技术对抗技术了。

背对主义，面向自由。你可以筑墙，我就可以翻墙。主义之争从此让位于技术之争。墙可以越筑越高，但是大地与天空还在。渴望自由的东德人可以在地底挖隧道，也可以通过热气球、跳楼或者弹射等方式出逃。东德人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柏林墙的去留，在这里自由显然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正是无数人想方设法地争个体的自由，使这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及其象征变得千疮百孔。

前文提到我在网上曾经设问“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当许多人习惯性地“站在统治者一边”思考问题，回答集中营是用来监禁异已、虐杀人民的时候，我却坚持认为“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集中营是用来挖地道的”。简单说，在艰难困苦时，我更愿意站在弱者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恶的一边想问题——内心坚定的人，应该对恶视而不见。同样的道理，对于被围困其中的东德人来说，柏林墙的意义亦在于翻越，在于挖地道，舍此实无其他意义。至于当年有多少人参加了这场零星而日常的“长尾行动”，在反映柏林墙时代的影片《隧道》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六十年代中期，有很多条地下通道穿过柏林墙。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具体数目至今无从知晓。”据说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前，仅是在边界上执勤时逃到西柏林的边界士兵便有两千余名。

时隔二十年，我们想起了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日，事实上，从那位东德士兵逃向西柏林的第一天开始，柏林墙便已经坍塌了。而且，在那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它每天都在坍塌。若干年前，我从巴黎到柏林采访，有机会在柏林墙下逡巡。其时，这个国家已经开放国界，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当生活也早已恢复了常态，最让我心动的是离墙不远的河岸上，大地繁花四起。境过时迁，柏林墙终于还原了它物理上的厚度，抚手而测，实不过两手掌宽。

柏林墙上曾经有多少根稻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没有人能回答有多少人逃出东德。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府和特工吹嘘自己如何建功立业。然而，在我看来，真正推倒柏林墙的人，正是上述那些日以继夜争个体自由的逃跑者，那些挖地道者，那些宁可花两年时间试制热气球逃跑的人。对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他们或许知之甚少，然而他们的络绎出逃，他们坚定而自由的意志注定会让这堵表面上密不透风的围墙名存实亡，方生方死。至于美国政府，或者那些夸夸而谈的特工，实不过是压垮柏林墙的无数稻草中的一根稻草而已。

1961年8月13日凌晨，在铁丝网网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柏林墙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坍塌。

救故乡，救公共精神

2009年2月，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八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才对王帅作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篇“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而荒谬的挫折，从此在心底默默唱起“我们是犬儒主义接班人”的。

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而从整体上看，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是二十四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林语堂）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写到：“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并不少见。人们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公众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与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总是孤木难支，以至于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悄悄然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中国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作为弱势一方，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他返乡动员村民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弄得他的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的生活添乱，因此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更多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即便它是对的，任何一个还有点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

故乡不自由。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还是让我们感谢互联网吧。尽管国外有学者，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互联网技术正在消灭公共生活，像章鱼一样将本可以走向广场的人们绑定在书桌之前，让他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为转型期的中国支撑起最活跃的公共空间，为中国民众找到了独特的批评方式。网上针对王帅因言获罪而掀起的反对声浪，亦足以见证近年来中国人公共精神之成长。而这一切，或可让失意的王帅重拾信心，亦心有慰藉。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小时候上历史课，读到圆明园一节时，听到有那么多的国宝被英法联军抢走，流落海外，难免和大人们一样有一种羞耻感。不过，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这种羞耻感，必须配合大量想象才能完成。毕竟，你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些珍宝，更不知其价值几何。只是朦朦胧胧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弱肉强食。正如你放了几年的牛，不能他说牵走就牵走。人不能被人欺负至此。

及至年长，多读了些书，有了些阅历，明白了些因果与事理，这种羞耻感便开始兵分两路：一路继续问罪强权，谁有枪也不能耍流氓；另一路则开始问责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何以虚弱至此？而且，后一羞耻感更为关键。如马戛尔尼当年到中国之发现：传说中的“中央帝国”，不过是一个傲慢的皇帝带着一群势利的臣子，固步自封，守着一个“伟大的废墟”而已。而圆明园，在几十年后真的被一群外来流氓化为废墟了。

我们无法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之中，有关历史的叙事也只可能是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仅取一瓢饮。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一瓢也是“宏大叙事”的一瓢。所以在中国你会看到，绝大多数历史书都不忘将“火烧圆明园”视为国耻，却很少有人取样民宅，具体描述某家人被侵入、被抢劫、被损毁的过程，更不会为被毁的民宅设立一个废墟纪念馆。它们只属于一堆数字，它们的意义仅在于注释这个国家当年如何破碎，而非重申民众的住宅权利，需要在现在和将来得到彻底保护。

火烧圆明园在后来上升为国耻之象征，同样暗含了“废墟伟大化”的过程。一件普通的文物，因为曾经在圆明园中停留，在今天的拍卖会上价值连城，实在是拜“伤疤经济学”之所赐。有爱国者甚至提议国家应该动用财力收复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对此只适于陈列的“瓷器爱国主义”（Porcelain patriotism），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就耻辱感而言，在一百多年前的“家天下”模式下，最该为圆明园被烧感到羞耻的当是满清王族，而非那些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踏进皇家园林的黎民百姓。对于后者而言，最真实也最具体的耻辱是，他们祖祖辈辈交不尽的皇粮国税，多被用于圆明园等皇族休闲娱乐事业或者用于统治人民、建造监狱，而不是保护他们的权利；是皇家的马戏，挤占了庶民的面包。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保留圆明园废墟的价值应该在于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不在于铭记耻辱。只是把圆明园当作耻辱来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既不能明辨过去，也不能担当未来。同样，如果以收购流失文物来“洗刷国耻”，更未免天真。毕竟，过去不会因为这种“瓷器爱国主义”而发生任何改变。

我在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读到这样一个细节，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斯当东使团初访中国时的一个印象是，“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是公家所有，或者里面住的全是高级官员。继承祖辈巨额遗产而又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只能偷偷享用其财富。”在此意义上，如此动用国力民财“洗刷国耻”，无异于又要回到修复“高大的建筑”的老路上去。回想历史的前因后果，有爱国心者若真要“洗刷国耻”，与其花几亿元从国外买回一件“伤疤文物”，不如将这些钱投放于社会建设，为保卫每一个国民的具体权益而战。

英法两国曾经打过百年战争，冲进圆明园时却是手挽着手，连个“拆”字都没有写，便将圆明园毁了个精光。雨果笔下的这两个强盗不复在今日中国存在，然而体现弱肉强食的暴力，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消失的反倒是一些城里的老建筑以及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在欧洲，许多人仍住在几百年的民宅里，而在中国城市已经很少能看到有七十年历史的房屋。在变化缓慢的乡村，过去由几代人盖起的大宅子，不是毁于战火，便是毁于建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始于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竟然会有“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的荒唐规定，就好比在战争年代里宣示“永不停战”。

2010年10月的一则新闻：在广西北海市，数以百计的武警、公安等政府人员将仍有七十多户拒迁村民的白虎头村封锁控制起来，准备强拆。村民则闭门不出防止被抓，有些还准备汽油弹以备自卫。此前，由村民直选的村委会主任许坤被当地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逮捕。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许坤之所以身陷囹圄，更大可能是他带领白虎村村民抗拒强拆，为寻求声援，他成了网民眼里“发帖最多的村委会主任”。在有关当局看来，抓了许坤，拆迁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这样的新闻让人叹息。从历史到现实，这个国家真是挫折无穷，刚刚开始的一点建设，总是被一些暴力中断。远说有宋朝，近说有民国。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内部也会流行“只许我建设，不许你建设”的暴力逻辑。而暴力拆迁最可怕的是“我们在创造未来，而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许多地方为了所谓的发展，现在又搞出了将人“逼进城，打上楼”的征地运动。

走进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村落，流连其中，你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只要你不以拍卖会上的价格以及国家主义来称量世间万物的意义，同样不难发现，每个村庄的价值就是一座圆明园，甚至高于圆明园。

在此仅从经济与情感来看——这也是农民抵抗暴力拆迁、征地的两个主要理由：

论经济，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圆明园再有价值也可能是一文不值，甚至是一个负数，因为圆明园里有农民的血汗钱，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好处。相反日夜与之相伴的土地与房屋，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论情感，一个人热爱生养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不在于它是否富饶，不在于你有多大成就，而在于你在那里度过了流金岁月，你还可能回来，因为那是安顿灵魂的所在。

试想，即使像华盛顿那样能够带领美国人赢得独立战争的开国英雄，如果晚年回不到故乡的葡萄架下，他将是何等惆怅？

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

2005年底，许多中国媒体热议给尤国英“提前送终”的事。10月27日，只住了三天医院，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川籍妇女尤国英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被家里人直接送进了殡仪馆。有关记者调查表明，这个可怜的女人当时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送往火葬场的。所幸，那一角寿衣没有掩住她眼角的泪水，这桩荒唐事终于被殡仪馆善良的工作人员发现，尤国英才得以火口余生。

毫无疑问，针对这起涉及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事件，我们首要谴责的是中国今日社会保障体系的孱弱和社会救济途径的单一性。既有批评也都流露这种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责备社会，而忽略当事人在该事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显然这种反思也是不全面，甚至也是不够客观的。即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异化源于人们对社会的某种绝望，但它并不足以让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对弱者网开一面，让同情的泪水遮蔽对人性的责难。毕竟，生活中千变万化的苦难，在我们诉诸社会解决之前，关键还在于个体如何去担当与化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社会之恶时，我宁愿多花点心思去关心尤国英二十三岁的女儿魏珍的行为与思想。

有媒体报道说，魏珍是通盘考虑到实在没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后才决定将她送到火葬场的。理由是在家等死和在火葬场等死都是一样的等死。我承认，在我的家乡有许多人便是这样在床上等死的。

然而，在我读到这个“活人送到火葬场”的悲剧故事时，内心的震撼早已超越了怜悯。唾面自干的魏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位女性——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人》里的主人公郝思嘉。

《乱世佳人》是一部关乎人与土地的杰出电影，也是一部关乎苦难与担当的电影。在时代的不幸面前，郝思嘉因为心怀担当之信念变得强大无比。她曾经自私褊狭，在人情世故面前时常表现得弱不禁风，但是，在她被社会以及心爱的白瑞德一次次“抛弃”时，她也因此重获新生。

影片中最令人震惊的场面莫过于郝思嘉亲自驾着马车穿越连绵战火以及飘满雨水的河流，历经困苦周折回到了自己的陶乐庄园。看到荒废的田野和几近一无所有的家园，郝思嘉没有自暴自弃、悲观沉沦，她站在旷野里，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握紧拳头，肩负起整个家族的命运。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经典的镜头：

郝思嘉从地里爬起来，手握泥土对天发誓：“上帝啊，你为我见证，做我的见证人！他们不会击败我，我一定要撑住这个家。而且，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决不再挨饿，我的家里人也决不再挨饿！即使我在说谎、偷东西、欺骗、杀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决不要挨饿！”

写作此文，我无意教唆他人去犯罪。虽然在这段独白里有不少是身处乱世之中的激烈词语，有些行为或主张早已不见容于今日法制社会。但是，重要的是，透过郝思嘉这些斩钉截铁的誓言，我看到的是：在万丈霞光之下，红土之上，昔日那位游手好闲、颐指气使、被男生们追逐的富家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决不向命运屈服的新女性，一位在厄运面前既不抛弃自己，也决不抛弃家人的坚强的女性。

同样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运屈服，郝思嘉还有一种近乎高贵的品性，即对明天永怀热忱与希望。影片行至结尾处，郝思嘉深爱着的白瑞德再次离她而去。趴在台阶上，她千头万绪，只觉得世间万事皆空。突然间她想起了父亲的话，“你爱陶乐庄园的泥土将胜过一切，只有明天与土地同在。”那一刻，郝思嘉喃语远眺：“家……我要回家！我会想办法挽回他的，毕竟明天是另一个崭新的日子！”

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间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或许，如此对比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甚至区别存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女子会让读者诸君觉得突兀。然而，正如人们所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我因此主张，当一个人被一个时代、社会，或被周遭的人抛弃时，他（她）仍然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是人的集合。我们对社会进行批评，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批评；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本质上说决定于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兴衰荣辱。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个人奋斗或一代人的奋斗，才被赋予意义，而中国之真正崛起，也因此决定于个人自救力量的崛起——面对困难与挫折，人人意气风发、生龙活虎，既无懈于自我奋斗，同时又敢于向社会表达自己的不幸与遭际。

换句话说，只有个体强大，奋发有为，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强大，社会救济或公民互救才会更见成效。我们由此相信，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暗合了一个国家自新自强的命运与征程。

悲怆的明星

当我们宣称“中国是一个复数”的时候，知道它不是一件坏事。大地繁花四起，社会日渐开放，人们各怀思想，各奔前程，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过去那个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克隆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忧心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交流已经越来越困难，很难见到有一个“中国共识”，或者这一代人的共同底线。

至少我是有这种观感的。比如说，现在官方是一套话语，极端者如宜黄官员之“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民间是一套话语，最极端的莫过于“当官的没有个好东西”。整体而言，官民之间的对立日益激烈。同样，左派是一套话语，右派又是一套话语。左派与右派之间似乎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他们互相引以为耻，互不往来。

许多人也热衷于寻找与自己有着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茶聊天，但似乎只是为了取暖，为了共同嘲笑，而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解决某个问题，甚至对此也不抱希望，因为有太多的失望，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意见会被有执行力的人参考。

具体到媒介印象也是如此吧。即使是世界上最麻木的人，也知道现在互联网与新闻联播是浑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大家的分歧只在于哪个更真实。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在不同话语之间，没有谁能够依靠分贝来消弭分歧。

为什么人们赖以交流的手段越来越发达，而交流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想表达、能表达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在表达，又似乎都在自言自语。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声音都不再重要。即使社会层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如废除拆迁条例，但是，在政府层面的推进却困难重重。一个说“这个鸡蛋不好吃”，另一个却说“你还下不出来呢！”

这种糟糕并不止于交流无效。就像天鹅、梭鱼和大虾一起拉车，我们卷入了一场毫无建树且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你是谁？是天鹅，梭鱼还是大虾？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过得都十分疲惫，十分辛苦，没有安全感。即使能朝着某个方向推动，也不过是个零和游戏。在这种角力格局下，蛮力注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不受约束的政府为所欲为，让已经积累的社会戾气与日俱增。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以求改变。因为在目前的压力型政治体制下，无论体制内外，其实都是弱势群体，都是具体的人。

2010年岁末的一个夜晚，刚刚结束一场读书会。有个爱思考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这么多媒体关注于建嵘，也不好吧？”于建嵘是当下中国难得一见的学者，在我看来，他的可贵与其说在于学术，在于演讲，不如说在于对达成“中国共识与和解”的努力。他愿意为了底层的利益向执政者宣讲，其实他们同样是不幸人群中的一员。想到这一点，我对学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关注于建嵘的媒体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像于建嵘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怆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

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2006年，上海市公安局派出便衣交通协管员抓拍并曝光行人违法乱穿马路的照片，引起媒体热议。对于这种以“示众”方式纠正乱穿马路的陋习，有人相信“打到了文明陋习的软肋”，因为中国人多要“面子”，曝光示众会比单纯罚款更具威慑力。

此后不久深圳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一百多名皮条客、妈咪、流莺（站街招嫖女）、嫖客等涉黄人员被处理。据说，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当警方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掌声”。（《南方都市报》）

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不懈地呼吁尊重违法者的人权，但是这种伴随着“示众+鼓掌”式的野蛮执法，却时有发生。去年漯河市政法机关在漯河人民会堂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刑事犯罪定点揭露大会，会后，众多犯罪嫌疑人被押解着在市区“定点巡游”，同样引来数万市民的掌声。鼓掌者的理由是，“这种形式不仅能够震慑犯罪，更能大长咱老百姓的志气，增添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

然而，“万人鼓掌”是否能为游街示众提供合法性？是否同样意味着托克维尔意义上的一种隐秘的“多数人的暴政”？是否意味着鼓掌者在公民权利上自戕？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鼓掌侵权，毕竟，在这里鼓掌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表达，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毫无权利底线的喝彩在心理上为“示众式执法”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不可否认，这种召集无数看客参与的“示众式执法”与古代“广场行刑”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然而，具体到对违法者个体权利的保护，我们需要的不是公众对游街示众“鼓掌”，而是对以侵犯他者权利为代价、藉此达到宣扬政绩或教化民众目的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谴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执法进行“秩序宣讲”，是以法律的名义开始，以道德的名义结束。然而，表现在鼓掌围观者面前的所谓“道德正确”并不能代替具有普适意义的“法律正确”。

凡略有权利意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示众式执法”尽管赢取围观者的掌声，却是在公然侵犯被执法者的肖像权、隐私权与人格尊严。而肖像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具有专有性，每位公民对其肖像的占有、使用和处分权，都只能归公民自己所有。若非得到公民本人的同意，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对公民肖像进行非法复制、传播与展览，否则就构成侵权。

越是野蛮时代的人，越是认同“游街示众”。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示众式执法”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并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显然，在一个国家走向文明政治之前，这种“示众式执法”主要体现在焚烧异教徒或对不合社会规范者公开行刑与批斗。在此情形下，所谓“政务公开”不过是“残忍公开”“教育暴力化”的公开。

生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对生命尽职尽责。无疑，今日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文明，许多人关于权利的观念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示众式执法”仍然时见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示众式执法”的过程，既使一个公民公然蒙羞，同样令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蒙羞。

这个展示权力威严的广场，同样为我们展示了“杀鸡儆猴”的统治密码。执法者居高临下，透过“游街示众”以显达自己的权威，同时通过对“鸡”的“公开处理”达到教育和训诫民众的目的。与此同时，围观的“猴子”则更一厢情愿地相信社会的不健康因素在这种“罪有应得”的过程中被清除或者隔离。

假如我们细心，亦不难发现，在鸡被“示众式执法”的过程中，所谓“被执法者”实际上还应该包括那些围观的“猴子”。作为“示众式执法”的另一端，执法者认定他们是一群需要被权力教化的人，进一步说，台上低头与台下昂首者都是执法对象。所以说，“示众式执法”不仅是体现了执法者独步天下的决心与权威，同样是在以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公众进行了某种“有罪推定”——既非同类，若有违犯，同此下场。问题在于，既然这种侵犯人权的秩序宣示有若“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假如我改《西游记》

有一年采访“哲学乌鸦”黎鸣老先生，他和我这样谈到四大名著：

中国人的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的“四大绝望”。《三国演义》说明了中国所有极权专制统治者的伪善、残忍、凶狠。以曹操的名言为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深深的绝望。《水浒传》说明了中国所有的官僚无不贪赃枉法，在中国这个“人”的世界，竟然毫无真理、正义可言。唯一的生存之路只能是“打家劫舍”，唯一的快乐也只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是中国人普遍对一切文武官僚的深深的绝望。《西游记》说明了极乐世界在西方，而在中土，代表百姓的精明的猴子却被埋在了“五指山”下，并不得不被戴上“紧箍咒”，让他们的“头脑”无法进行思维，逼迫他们遁入“空门”。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希望的深深的绝望。《红楼梦》说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理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可笑，尽管这个所谓的“理想”是如此浅薄，如此低俗，如此缺乏智慧，但即使如此，它也只能是一场温柔的幻梦，一场“红楼梦”。这是中国人普遍对自己长期历史以来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深深的绝望。

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黎鸣先生的具体表述，但是他将四大名著归为“四大绝望”的思路却不失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非常好的路径。而且，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四大名著也远不是哺育文明的经典。至少，它们不是我心目中的好书，《红楼梦》或可除外。

从《三十六计》到《三国演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经受了多少阴谋诡计！而这些阴谋诡计又通过书籍影响并教会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尽管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但像《吕氏春秋》那样有思想有眼光的好书真是少得可怜，而在文学作品中，那些主人公的灵魂是多么粗糙啊！至于我自己所受的熏陶，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人生成长的初年，我在国内没有读到过一本堪称陶冶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所谓名著，概括特征不外乎八个字：“少儿不宜，成人没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这本书让我在人生的危难之际脱胎换骨。

那么，是不是这些小说都不成气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我们还是可以由着整理国故，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这方面，胡适先生也做了些尝试。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改写《西游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曾和鲁迅说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即书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改一下才能衬得住一部大书。不过，虽有此心，却因为无此闲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适终于腾出几天时间，努力写了六千余字，把《西游记》第八十一难重写了一遍，并将它发表在当年7月的《学文月刊》上。

胡适改写的《西游记》第九十九回是“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见《胡适文集》卷五第338页），仅从题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适改写的是唐僧如何割舍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节，写尽了慈悲、宽恕和牺牲精神，为地藏菩萨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注解。

唐僧在半空中看了那几万个哀号的鬼魂，听了那惨惨凄凄的哭声，他的恐惧之心已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他想到今天说过的白兔舍身的故事，想到佛家“无量慈悲”的教训，想到此身本是四磊偶然和合，原无足系念。他主意已定，便自定心神，在石磴上举起双手，要大众鬼魂安静下来。

唐僧徐徐开言道：“列位朋友！贫僧上西天取经，一路上听得纷纷传说：‘吃得唐僧一块肉，可以延寿长生。’非是贫僧舍不得这副臭皮囊，一来，贫僧实不敢相信这几根骨头，一包血肉，真个会有延年长命的神效；二来，贫僧奉命求经，经未求得，不敢轻易舍生。如今贫僧已求得大乘经典，有小徒三人可以赍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难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见爱，自当布施大众。惟愿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脱离地狱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极乐！”

随后，唐僧给弟子们写了信，要他们把经带回，广度众生。然后取出戒刀，不断割身上的肉给群魔吃。群魔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动了，相互之间非常礼让，每个只吃一小口，所以妖魔鬼怪虽众，却全都吃到了唐僧肉。最后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剔下来了，只剩得一个头颅，一只右手没有割。说也奇怪，唐僧看见这几万饿鬼吃得起劲，嚼得有味，他心里只觉得快活，毫不觉得痛苦。就在此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善哉！是真菩萨行也！”唐僧抬起头来，只见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见了，唐僧此时也出定了。东方满天的红霞，太阳快起来了。他伸手摸腿上身上，全不见割剔的痕迹……

关于改写《西游记》，我是相信胡适的判断的。就好像如果没有宽恕，《基督山伯爵》就只能是一部普通的侠盗小说；没有胡适的“唐僧割肉度群魔”这一节，《西游记》同样愧为经典。事实上，也正是对这种牺牲精神的推崇，胡适认为“谋个人灵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乐，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适眼里，这些宗教只是谋求个人灵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为他们只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圆满，而未能担当任何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的目的只是为了死后能够进入天堂，那他这一生，也只是“不争人权争鬼权”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整理虚云老和尚的一些资料时，发现有一个说法，耶稣曾经隐匿三载，在印度学习佛法，受《阿弥陀经》的点化。先不论此说真伪，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与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丢失了根本。难怪李敖在其小说《上山·上山·爱》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的话：“真正的佛门信徒，当知真正的功德绝不在盖庙敛财等谋求小集团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舍弃这些，以利苍生。……今天的所谓佛教徒，他们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盖庙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刹梵音，而在为生灵请命。”李敖在书中同时谈到，“那些自以为等到自己先成佛道再回头救人的人，其实是救不了人的，那些人啊，其实只是伪君子、假和尚、冒牌菩萨罢了。”我们常说不要绝望，其实“适度绝望”也未必都是一件坏事。一个人因为绝望于某些事情，无所欲求，反而能有所作为，这也并非无中生有。那些积极入世的宗教，主张“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何尝不是“以绝望的心境，做有希望的事情”，或者说是“以解脱之心，谋解放之事”？

遗憾的是，中国出版界至今仍未出过一本胡适先生增补的《西游记》。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已经将孙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简化为一个定理——“没后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胡适先生的努力足以让《西游记》成为经典。读者如果不嫌我小题大做，我也愿意追加一点尝试，为孙悟空横空出世提点建议：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自己拿个锤子凿出来的，是一个将自己一点点铸造成器的“self-made man”。

如此一来，在这部小说里，从孙悟空到唐僧，成人与成佛的答案就都有了。这样的《西游记》怎可能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呢？舍此，《西游记》在我心目中仍不过是一部关于一个癞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镖的“西天历险记”。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是正在享受自由，还是已罹患疾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出所料，有关网瘾诊治的标准终于要出台了。专家说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和许多人一样，我“被网瘾”了，早在2009年，玩网络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上网十几年，我也时常想过“信息斋戒”的日子。记得刚上网时，我也算是网民自嘲的半夜上厕所都要检查email的人，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对于一种新科技，尤其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与交流方式的传播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文化体验，人们充满喜悦与好奇，甚至有迷恋之情，本在情理之中。我至今未忘幼年时得到第一支铅笔时的喜悦。我终日握着它，显然不是因为我有拿铅笔的瘾，实则是因为我喜爱而且需要它。

很多人迷恋网络，也是因为需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网络是最理想的所在。如博尔赫斯所说：“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能有那样一个图书馆，又有一群智性的朋友可以交流，我倒是可以不用互联网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的。而且我敢说，无论是在上网还是泡在图书馆里，对我而言都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沉浸与享受，而非病理上的成瘾。更重要的是，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完全是个人自由。

写下《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曾经感慨“医学已经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我想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二是越来越多的人以“发明疾病”为业。这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都在玩弄病人，操控疾病，但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地球上的确存在着无数“疾病发明家”，他们将医院变成卖场，将医药当作唯利是图而非治病救人的工具，企图实现“地球人都病了”之宏伟目标。人一天天衰老，或因为某种劳累，出现某种不适，本是最自然的事情，然而在“疾病发明家”那里，衰老也是一种病。

当然，发明疾病并非目的，更重要是推销被发明的偏方。至于效果如何，就全靠广告里异想天开的演示图片或者视频。今天，影像的发达使传统的医疗试验开始让位于图像处理。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新兴疾病已经带动网瘾治疗产业的异军突起。有消息说，中国的网瘾青少年已经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万，戒除网瘾已经悄然成为了一项拥有三百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些地方甚至连电击成瘾青少年这样的“矫治集中营”都已经出现。看来我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了，我原以为这些荒诞行为通过《发条橙》那部电影已经终结了。可怜的是那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心理医生，世界会美好得多。

“每周四十小时！”这个标准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作家于勒·罗曼的一出戏剧。1923年，罗曼的三幕剧《柯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在巴黎首演，并大受欢迎。通常我们会说医生是为人们去除疾病的，但在罗曼的这出戏剧里，主人公柯诺克却成了去除人们健康的鼻祖。柯诺克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医生，他创造了一个只有病患的世界：“健康的人都是病人，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多像现在心理医生的话！）柯诺克到一个叫圣莫希斯的乡村行医。当地居民个个身强体壮，根本不必看医生，原来的老医生虽穷困潦倒却也怡然自得。柯诺克来了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吸引这些活蹦乱跳的居民来诊所。为此，他拉拢村里的老师办几场演讲，向村民夸大微生物的危险；接着又买通村里走报消息的鼓手，公告民众新医生要帮大家免费义诊，以防堵各种疾病大幅传播。

村子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当村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正遭受各种疾病入侵时，候诊室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这样，无病无痛的村民被柯诺克诊断出大病大症，并被再三叮嘱务必定期回诊，许多人从此卧病在床。根据医嘱，每晚十点都要量一次体温。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整个村子简直成了一间大医院，原本健康的人束手就擒，躺在病床上喝开水，而医生柯诺克、药店老板以及附近开餐馆的都成了有钱人。

柯诺克成了“白衣里的黑心人”的代表人物。然而，这样的故事对于生活在今日的人们并不陌生。搞演讲的老师、被买通的鼓手、别有用心的免费义诊，我们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人物。

想想今日大众媒体更是让你欢喜让你忧。欢喜的是，不通过它们你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多灾多难啊，这儿火车出轨，那儿火山爆发，相比之下你过得真是幸福安宁；忧愁的是，医药方、媒体与各色代言人合谋，散布虚假与夸大其词的医疗广告，甚至不忘制造恐怖气氛，比如你睡觉打个鼾都可能一命呜呼……就这样害得原本腰缠不多的老百姓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想不病都难。

补充一下，上面的故事我是在一本名为《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一书里偶然读到的，作者尤格·布雷希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医药记者。和他一样，我并不反对医药带来的文明，但反对生命医疗化。至于那些发明“网瘾”的人，还请读读布雷希写在书里的一段话：“再造医病互信，每位医生都能贡献一己之力，其实很简单，只须牢记一条医事美德：‘别打扰健康的人。’”

二等于多少？

上过我课的学生都会有印象，我的课堂既不提供统一的教材，也不提供标准答案。没有教材，是因为如果学生可以通过教材获取这堂课的知识，我就没有必要站在讲台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毕竟，我还年轻，生命长远，还有更有意义的事在等着我。像我这样有着“不创造，毋宁死”情结的人，怎么可能站在一群渴望求知的学生面前照本宣科？

而且，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相信大学生已经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而所谓教材，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材料，如果有现成的，学生课下看看即可，不必在课堂上被它牵着鼻子走。做这样的“牛人”，有什么意思呢？更尴尬的是，当我照搬教材，而学生早已预习了教材后面的内容，那他们就成了躲在前面的伏兵了——“嘿，老师，学生在此候你多时。你要讲的我都看了。”这样的生活，没劲透顶。

至于标准答案，更不是我所需要。这和我的真理观念有关。既然我承认自己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是拥有真理，为何不让自己的课堂更具有开放性？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会预设一个议题，和学生一起探讨，努力激发他们的思维，并且强调课堂上所获得一些答案，既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最后的答案。

我甚至不希望他们多花时间做笔记，如果学生在课上只是忙着做笔记，只能说明他是在做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如果一个学生在听我课的时候，能够就我所提到的某个问题思考到走神，又有什么不好呢？

进一步说，我的课堂永远是思维多于记忆，开放多于封闭。我会为一个概念、一部电影和学生讨论几个小时。概念如“奖励与控制”、“影像与真实”、“全景监狱”，电影如《美丽人生》、《卢旺达饭店》、《天堂五分钟》、《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天》、《窃听风暴》、《浪潮》，等等。由于有很好的互动效果，又受到了我的启发，到下课时，学生们还会为我献上满堂的掌声。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他欣慰的事情么？

说标准答案完全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成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009年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安徽一位在校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文章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更无所谓“震惊”。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完全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在这篇自述中所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察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强忍悲痛背诵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实话实说，这才是我最需要的考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考我对标准答案是否有过“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思考自己的问题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我常在想，生命是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有对标准答案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创造？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与众不同。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不同只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道路边上也是路。

2010年的一个夏日，我与陈志武先生在湖南卫视做节目，谈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你走你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我们的教育不能穷得只剩下标准答案了。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一个连过程都被标准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哈佛家训》里有一则让兔子游泳的寓言：

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然而谁都知道，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而不是像菲尔普斯一样做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看看我们的四周吧！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完人”标准答案面前，没有哪个不是千疮百孔。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自觉，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仔细想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唯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如此情景，你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开放的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显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说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出题者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自己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上大学之前，你可能有一箱子的工具以解决问题，但是过度依赖标准化教育，最后工具箱里只剩下了一件工具。而且，它还可能因为过于陈旧，无法为你解决任何问题。这就像是你在学校配了一把钥匙，你拿着它去社会开锁。不幸的是，原来的那把锁没有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大学最紧要的不是给学生们分一把钥匙，而是给学生一套配钥匙的方法，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谅我用一则悲剧为本文收尾。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自杀身亡。而她生前的悲叹是，“为什么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可怜这个学生，至死都没有明白，其实她的绝望，她的不能改变命运，与知识何干？

人是什么单位？

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什么大事小情，难免会被问及“是什么单位的”。单位无所不在，正因为此，当刘震云将单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鸡毛”时，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我曾说，一人即一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土，它区别于自己所属的疆土。同样，区别于“你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更应该回答的是“自己是什么单位”，“人是什么单位”。

为此，我还在思想国网站上提问，并得到了一些答案。

有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因为我们担心不被别人承认和赞赏，担心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成为一个失败者，害怕自己脱离单位之后就会成为一株无所依靠的小草，甚至连生存也难以为继，我们都需要可以乘凉的大树。”

有说：“我是思考的单位。”我思故我在，思考创造社会价值，一切的人类智慧成果都是从思考中得来，没有思考，人类就不会进步，没有思考，人类也无法继续生存。

前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道出了人类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点。我曾经论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并更换工具。之所以要更换工具，是因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时，同样会通过“具体使用方法”“奴役”人。比如说，汽车的方向盘发明了，司机的手就被绑在方向盘上，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翻看《猫和老鼠》。单位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在意识到单位可以并可能像工具般更换以前，人所受到的这种“奴役”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后者，“人是思考的单位”，这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因为人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都“各怀鬼胎”，民主作为利益协调器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然而，以上回答仍停留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故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是“人是时间单位”、“人是时间的尺度”。

为什么“人是时间单位”？且不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妨找些其他论据。比如，为什么我们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七十余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非“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穷尽有生之年仍不能像凡·高那样获得死后的哀名，或者像华盛顿一样收获永恒的荣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于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动奉献（工作）的螺丝钉。“我是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并非忠诚于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所以，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到了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正因为此，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值得后世怀念的人，其所创造的，多是“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或“划种族意义”，“划单位意义”。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就在于将自己归属于时间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站在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维度，做一个世界公民，辛勤劳动、实现一生。即使如中国某院士所言“不幸生在中国”者，亦没有理由为自己所处的空间感到羞耻，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时间负责，并因其拥有的时间创造荣耀。

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地理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的情感。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的逆来顺受，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条件即逆境

无论是谈判，还是谈恋爱，人多爱讲条件。这不是因为人世故，而是因为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们缺乏某些条件时，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身处逆境之中，而当他们充分享用这些条件时，却往往忽略条件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这种麻烦，就是本文将要谈到的“条件即逆境”。

一条鱼，在鱼缸里自由自在地游啊游，也许它并不知道自己身处逆境之中，但是我们知道。鱼缸为鱼提供了生存条件，也为它划定了生活的边界。而且，这个鱼缸随时可能会被打破，如果主人疏忽，没几天水还会变质。简单说，鱼在获得鱼缸这一生存条件时，同时也获得了必须仰仗鱼缸之条件而生活的逆境。

人也一样，条件无处不有，逆境也无处不在。不是么？没房子的时候，你总想有一个房子。可一旦有了房子，你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更不愿迁徙，与世界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少。屋顶为你遮挡了夜晚的阵雨，但也为你遮挡了正午的阳光。汽车被发明，是人为自己制造的条件，但汽油短缺同样让我们举步维艰；电视被发明，你可以随时观看，但你必须坐在电视机的前面而不是后面；自行车被发明，你可以拿它当代步工具，但你骑行时必须把手放在车把上。这些都是条件带来的逆境。一个富家子弟，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这种条件也可能成为一种逆境，使他永远失去了底层成长的经验，以及由贫穷到富有的奋斗过程。

条件并不止于这些有形的工具，还包括无形的工具，比如制度。人类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制度的条件时，也不断将自己抛进制度的逆境之中，从一个逆境转移到另一个逆境。就像影片《心慌方》（Cube）一样，你打开一个房间，只意味着进入了一处新的逆境。如果承认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就不难理解所谓“解放”更像是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区别只在于有的逆境是深不可测的地牢，有的逆境是“天鹅绒监狱”，有的逆境是正常的民居。即使是民居，也有民居的局限。美国司法不可不谓完备，但它对辛普森束手无策。

不过，尽管逆境无所不在，但是人仍是自由的。因为人可以选择，可以比较此处的逆境与彼处的逆境的区别，可以比较现在的逆境与过去的逆境的优劣，从而寻求改善。

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曾经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在我看来，这句话已经接近真理。就一个人来说，在他小的时候都有千万种选择机会，长大以后，可以选择或者变动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当他已经别无选择或不做选择时，他的生命或者生活就衰老了。不管人类曾经遭遇多少逆境，但还是走到了今天，没有老去，正在于人类可以选择，可以不断地以选择救济选择，不断地超越过去的种种逆境。

同样的道理，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还是我们栖身的制度，最可怕的是停止生长，别无选择，永远一成不变。

法国前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以小说《人的条件》（La condition humaine）扬名。在他看来，人是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要死的动物，人要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和条件做出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将“劳动”、“工作”以及“行动”作为人的三种基本条件，指出行动与积极生活的意义。

除了积极生活、不断选择，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让我们超越无穷无尽的逆境？在我看来，人类的光明前景，并不在于人类长生不死，而在于人不断地超拔于逆境之上。人类加之于自身的真正善良，就在于即使“天塌下来”也要积极生活。这种朴素的“在逆境中求生”，成为人的全部生活与信仰的来源。正是逆境的永恒，造就了人的永恒；正是条件的无常，造就了人的圆满。

预言的囚徒

萨缪尔森·亨廷顿先生走了。一个在美国乃至世界响当当的学者，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在哈佛执教五十余载，人们会记住亨廷顿的许多美德。有文章说，亨廷顿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之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只要你不限制他们，他们完全可以信马由缰，信口开河。所以在课堂上，亨廷顿会留出许多时间倾听学生们的讨论与发言。这种鼓励思想碰撞的开放式教育有利于人才的培育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或者政治评论，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文明冲突论”。只是，该学说与亨廷顿的开放性课堂相比，似乎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1993年开始，亨廷顿发表系列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型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该观点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9·11”事件之后，许多原本反对他的人也转而称赞他神机妙算。

与此同时，十几年来有关“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文章也早已经汗牛充栋。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著名的“俄狄浦斯悲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摧毁人的生活的故事。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在《美国的儿童》一书谈到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它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基于这句话，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其概括为所谓的“托马斯定理”, 并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一说。关于这个理论，中国有不少老话更容易理解。比如算命先生说的“心诚则灵”——这个花招使算命者的责任完全转移到被算命者身上；又比如“怕鬼鬼上身”，如果一个人整天提心吊胆，怀疑周围有鬼，那么他迟早就会被存在于心里的鬼活活吓死。

预言如何自我实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家银行，尽管它的资产流动相对畅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储户相信了它已无力偿还存款的谣言，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储户疯狂挤兑，并最终导致该银行破产。同样的道理，假如某个地方的报纸电台说当地明天要闹油荒，而且大家信以为真，今晚都去加油站排队加满油，那明天当地就真的要闹油荒了。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恐惧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且指导着人类具体入微的生活。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事实上，那些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在“综述”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一旦“文明冲突论”成为人们分析世界、对号入座的工具，那么发生在所谓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冲突，都可以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了。更糟糕的是，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几度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不同的文明是否能够和平相处？记得有一年我在广州出差，看着满大街拥堵的汽车，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国的汽车车牌，也许是融合世界几大文明的最经典范例。假设现在有这样一个广州车牌——“粤ABC123”。在这里，首先“粤”是一个汉字，属于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东方文明。“ABC”是字母，它来自于欧美，属于西方文明；至于车牌后的数字“123”，众所周知，这是阿拉伯数字，源于印度与早期阿拉伯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属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它们不是相处得很好么？如果你不去用“文明冲突论”“诅咒”它们，不惹事生非地对字母、数字或汉字中的任何一方说坏话，找它们“潜在的敌人”，它们就会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能够诅咒人类命运者从来都是人类本身。而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或者源流。如果在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融合中消除“不文明”，而非将这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里真有“文明的冲突”，那也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

文章结尾，有必要补充一下我刚刚知道亨廷顿先生去世消息时的第一感受。不瞒您说，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世间最真实而最亘久的“冲突”，是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而绝不是文明之间。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

2007年7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家别墅内被谋财害命。歹徒的暴行令人发指，当地一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

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的情景。如此精雕细刻，只为衬托新闻里记者道听途说的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和往常一样，对于这种为取悦部分读者而还原或制造的血腥场景，我本能地充满了厌恶我感受到媒体对自由的滥用。然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今日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东西，而它们背后亦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了一件趣事，这是他从新闻协会的某位高官那里听来的：

有十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九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娓娓道来：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不可否认，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某种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与意义。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于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因为它更刺激、扣人心弦，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也无济于事。

有这么一个笑话：

布什与鲍威尔出席记者招待会。CNN记者：“噢，见到你们真是我的荣幸。尊敬的总统先生，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布什说：“我们准备枪杀四千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CNN记者：“一个修自行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自行车的？”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四千万伊拉克人！”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它在一种程度上揭露了现在传媒在关注公共新闻时的顾此失彼，轻重难分。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许多人团坐在电视机前评头品足、兴奋异常？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是否早已飞到了古罗马的斗兽场？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样相似之物——隐秘的嗜血的欲望。

角斗场上，角斗士你死我活的打斗，臣民歇斯底里的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心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这项“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2004年夏天，我是背着这句台词走进罗马古城的，曾经旌旗猎猎的斗兽场此时早已倒在一片乱石之中，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半壁残酷”。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由此衍生出的血腥屠戮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至少，从表面上看，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野蛮的伤口。或许是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与耻辱，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要做爱，不要斗牛”的口号。之所以裸体，是因为他们相信“斗牛是残酷的”这一真相是赤裸裸的。

据说，几年前北京曾有意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在郊区建立一座亚洲最大、拥有数千座席的斗牛场。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事实上，时至今日，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更别说奥运在即。

不过，拒绝引进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以为，角斗场本是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或者形式。关于这一点，那些喜欢在电视里观看拳击比赛的人会有更直接的印象。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不设防的斗兽场”。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歇斯底里的台词——“我要报仇！”

马斯洛说，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媒体的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忽视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地上，倒在“传媒角斗场”里。

当报纸、电视与网络沉醉于这种对罪恶的描摹，新闻便成了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迟钝。阅读竟然使人丢失了心灵，使灵魂失去了庙宇，这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或许，这也是若干年来我一直喜欢鹿桥《未央歌》的最真实的原因——她不仅呵护了战争时期的爱情，更呵护了困顿中的人心。

谈到新闻自由，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卡尔·波普尔的一点忧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一书中说，新闻媒体是唯一没有受到监督的力量，它因此必须接受审查，否则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这位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扬名的坚定自由派人士，在九十年代中期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媒体审查的必要，这让他的志同道合者觉得匪夷所思。紧随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对新闻记者在政经力量面前表现出的“自律”与默契表示了担忧。当然，两位学者主张的媒体审查，不是让政府来管媒体，而是寄希望于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

生活引导农民

马克思主义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当然，仅凭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以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比如为什么人类没有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日日陶醉于自己的“丰衣足食”。那时候的石制工具不是已经被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发掘出很多了吗？

为什么人类不断进步？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换言之，人类亘古未移的高贵，不仅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人会更换工具。即工具必为人所用。

如果我们有一点哲学的眼光，就不难发现，我们周遭的事物，包括一切社会关系、政策法规、包罗万象的主义等等，都是我们援手可用的工具。当初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时，封建体制被人们渐渐抛弃，归根到底，就是完成一次工具更换。进一步说，一切契约与政治，皆为民所用，亦为民而换。而工具的可更换性（可替代性）不仅是我们推动社会改良的前提，同样为改良的实现提供可能的保障。

谈到农民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三农”外加“农民工问题”。笔者对此“标签游戏”颇不以为然。一方面，即使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出发，“农字问题”越多，其争论价值就越小；更重要的是，自“城乡分治”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门竖起。换言之，中国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工“被动开放（闯世界）”的问题。当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封闭问题归类到“农字问题”，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甚至，相较于封闭城市而言，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户籍坚冰渐渐打破，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户改，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若以“更换工具”论，实则是中国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封闭式户籍管理工具已经跟不上中国人的行动与观念。如哲人批评的那样，人类理性的一个悲哀转向就是向“工具理性”投降，终于导致“人为工具所奴役”。而这种封闭式户籍制度同样反客为主，禁锢了中国人的才情与活力。

翻开几千年来的中国运动史，不外乎是一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这也是世界的历史。封闭式统治曾经是历代统治者长于运用、也乐于运用的工具，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工具只可能让国家积贫积弱。谁也不能否定，封闭式管理弊端丛生，早已不适合中国当下与长远的发展，更有违民众的自由生活的诉求。谁希望一个生龙活虎的民族，自缚双脚？谁又有权力，让心怀希冀的农民像玉米一样长在庄稼地里？

联想到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赔偿足见“城乡分居”的荒诞逻辑：同一辆三轮车的三位同班女生，不幸遭遇车祸丧生。事后，两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分别获得了二十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籍女生却只获得九万元赔偿。原因就在于她是农村户口。

感怀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我们真要感谢那些淳朴的农民。他们有着关于幸福的良好直觉，也仿佛道义与真理时常生长在他们的脚下。在封闭经济盛行的1978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分田包干，从此揭开了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不可不谓惊天动地；同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使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席卷天下”的他们再一次冲破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陈旧仪式。

有人惊叹：农民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生活中来。农民不会掩饰自己的工具主义倾向，他们有着极其淳朴的生存法则。他们不会破坏手里的生活工具，但会更换工具，更会在不经意间破坏制度工具。对他们而言，户籍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一旦税费过重“种地养不活家小”，或另有远大前程，他们断然是要以行动来打破禁区的。

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2009年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大陆网友不高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抗议；香港居民不高兴，若不是香港这“很乱”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日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乱”的台湾，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党“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党则认为成龙“没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十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革命的迷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日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美国甚至有人公开宣称“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中国，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台湾真的“混乱”了么？对于台湾正在实践的民主，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台湾由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而台湾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台湾民主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交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乱象，却看不到台湾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2009年5月，应朋友之邀，我在台湾有一段短暂的旅行，沿途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台湾东海岸的海阔天空，随处可见的出售土地的招牌，因政治宽松而呈现的“诙谐社会”，各地候选人为竞选打出的信心满满的政治广告，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未被狂热革命人为割裂的文化传统等等都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转年，刚从台湾旅行归来的杨利川先生来信和我这样谈到他对两岸的观感，“大陆是有国家而无社会，台湾是有社会而无国家”。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国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权力。必须承认，今日中国内地并不是没有混乱。贪污腐败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党”摧毁，有公共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乱”，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欲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乱。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乱；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乱；有上访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乱；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警察夜闯民宅的混乱。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国界与自由

2010年初，我在日内瓦有过一次短暂停留，对日内瓦有了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日内瓦城区并不大，从规模上看很像是中国的一些中小城市。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日内瓦城里能看到清澈见底的湖水，看到天鹅。虽然很小我便在书上读到“天鹅湖”这个词，但在现实中见到天鹅湖却是平生第一次。待明亮的阳光从云底钻出来，照在湖面和几近环城的雪山之上，你真的会心生忌妒——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生在这样的美丽城市、世外桃源？

想起我在日内瓦大街上寻访卢梭故居时，看到他内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地写着“L’homme est n é libre，et partout dans les 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便不由感慨：虽说人生而平等，但这世间的不平等实在太多了。

又记得，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决定一个国家形态的有三个要素，包括环境、法制、民情。其作用是法制优于环境，民情优于法制。美国的民情源于新英格兰乡村自治的民主精神，正是这种植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意识影响了美国未来的民主建设。仔细想来，这三个要素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环境的好坏，法制的有无，同样会深深地影响民情。至少我认为，瑞士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给人带来的内心的安宁，在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不会让这里变得更美好。在此意义上，瑞士的国界的确起到了保护国民的作用。至少在人类疯癫的20世纪，它是一道防火墙。

然而日内瓦湖并非简单的、让人避世退隐的江湖。事实上，这一片靠山近湖、看似远离尘嚣的土地，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过去，它是人们逃避战乱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又成为人类超国界合作的典范之城。

关于前者，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到一些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

比如，1803年，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为号召社会变革而在巴黎发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一是因为该文是此前一年他住在日内瓦时写的；另一方面，作者直接以“日内瓦居民”自命，同样表明日内瓦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内涵。

十九世纪英国的两位“被赶出了国土”的诗人雪莱与拜伦也曾经在日内瓦湖畔游荡。他们一起拜访过历史学家吉本的故居，为此雪莱还不无诗意地形容其时的观感：“他们领我们看了吉本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住的房子，还有老洋槐树遮蔽下的露台——吉本写到作品的最后一行时，就是在这里久久地凝视着勃朗峰。”而雪莱的妻子玛丽写鬼故事的灵感，正是得益于几位才子佳人当年的相遇。据说当时大家是在拜伦的提议下，各自讲鬼故事，一直讲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雪莱也近乎发疯。若干天后，玛丽因为小说《弗兰肯斯坦》从此扬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曼·罗兰。在结束第一次婚姻后，罗兰深居简出，十年间只顾埋头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兰因为反战而被法国人骂为“卖国贼”。1915年11月，罗兰获诺奖却遭到法国政府反对。几年后他离开法国，从此在瑞士“隐居”十几年，但他从未停止写反战文章，《甘地传》一书即在此时完成。所谓“跨国归隐”，对于许多有济世理想的人来说，不过是找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容身之所。

世界也在悄悄变化。在日内瓦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附近的乡村，并在一个叫埃和芒斯（Hermance）的千年古村做了短暂的停留。一位老太太向我诉说了她的幸运，因为生活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望着阳光下远处的雪山与平静的湖水，我们甚至不约而同地说到，“天堂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

从近千年前在这里建立第一个庇护所以来，尽管埃和芒斯始终没有发展成一座大城市，至今也不过五百多人，但当你看到村庄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教堂与墓地，看到被严格保护的私产与古堡遗迹，以及周边未被污染的湖光山色，你真有信心说这个村庄将永远留存。更耐人寻味的是，曾经为抢夺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区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一个个封建领主早已灰飞烟灭，而两个法语国家也不再兵戎相见，并且开放了边界。

埃和芒斯正好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一度归属于法国。1815年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从此告别战争，转年该村318人连同土地也都并入了瑞士。

说到国界，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送信到哥本哈根》的丹麦电影，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集中营里也有人性之美，以及那位瑞士老太太闯关时的机智幽默了。老太太想把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保加利亚小男孩带进瑞士（过境去哥本哈根），在边检站他们受到了边防人员的盘问。就在边防人员执意要看“孙子”的证件时，老太太风趣地说：“不能通融一下吗？他只是到贵国来一下，推翻了政府后马上就走。”边防人员听完也很识趣，不仅不再索要孩子的证件，还同样风趣地朝这孩子回了一句：“好啊，年轻人，推翻政府后别忘了给我涨工资！”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或各自为阵的本性。埃和芒斯村东边，那条窄窄的界河也已经没有了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你便可以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我更在想：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虽自由无以言说

2005年的一天，我有机会和旅法华裔画家司徒立先生聊天，谈到西方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时，司徒先生说欧洲有可能面对一次“大沉沦”。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目前欧洲价值混乱，什么都可以做，也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然而才起了个话头，司徒先生便摇起头来，一脸苦闷。我便问司徒先生何故欲言又止。司徒先生说，“我不说全是因为爱。”你知道，在中国许多价值不是像西方那样泛滥，而是基本没有，它们不在一个讨论的层面上。

司徒先生这番话相信会引起许多身在欧美的海外华人的共鸣。我们看到了西方一些弊病，有时很不愿去张扬，甚至懒得去提及它，因为东西方政治与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差距，或者说中国与世界主流文化之间的严重脱节；因为中国转型急需外部环境的推动；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务之急；因为我们精力有限；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心底有诚心诚意的愿望，希望民主自由的价值早日在中国开花结果。上述诸种原因会让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某种消极的东西网开一面。虽然我们从不放过一切观察与思考的机会，然而在中文领域或者面对公众发言时又不得不谨慎小心。

关于这种“我不说全是因为爱”的自由悖论，在我与旅法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交流时也深有体会。大概是在2004年夏天的时候，陈彦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思想家郭舍（Marcel Gauchet）批评民主的文字。在这篇名为《强大的民主与脆弱的民主》的文章中，陈先生谈到了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病。今天西方民主面临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由民主战胜极权主义后产生的精神虚无感和意义失落感衍生而来的。在郭舍看来，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然而强大的民主伴随的是利己主义的膨胀，是私域对公域的蚕食，是个体对公权的不信任。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前一阶段民主社会反极权惯性的延续，但民主要能够生存，要能够在没有上帝的条件下自立，却必须获得新的正当性的来源。公共精神，集体认同，社会责任感就必须获得再造和加强。在文章结尾陈先生写道：“民主在历史上成功地战胜了对手，目前需要面对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演变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促使民主走向更高的形式。”

从文章内容看，读者可以轻松判断陈先生是坚定拥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然而即使这样一篇客观文字，在和我交流时陈先生仍不无忧虑，“现在这种文章很难写。”原因大致和上文司徒立先生一样，因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与西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囿于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与关爱，关于民主及其衍生物的批评时常无法展开。

由于这种差距与对国内民主进程的关爱，海外学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个“虽自由无以言说”的悖论。我们能否抛开东西方的差距毫无顾忌地表达？某些别有用心的“左派”会不会借题发挥而“自由派”人士会不会因此认为他们多了一个理论上的敌人？简而言之，这种忧虑就是担心大家努力齐心向前推动的事业最后被搅了浑水，徒耗了精力与脑力。

近百年来，无数国人为“民族大义”与“民主大义”披肝沥胆、舍生入死，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追求民主不能只停留在民主这个概念上，而应该在认同民主价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民主并不是终极目的，民主的目的是保障人权，以此建构并保卫一个自由、公正与繁荣的社会。换句话说，民主是形式，是工具，人权才是根本。人权的内涵因此高于或优先于一切形式的民主，即使人权过多地依赖于民主制度的有效保障。不以人权为目标的民主很有可能滑向暴民政治或一部分人专制，即“狼战”或“一群狼对另一群狼的审判”。

民主代表着一种精神取向，更是形式与工具，人权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诉求。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极度关心民主、渴望民主，甚至神话民主时，多半是因为当地人权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然而，仅有民主概念是不够的，一个没有独立思维训练与历史记忆的社会，民主仍不过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属于大多数人的世界，但从本质上讲，此所谓大多数者，亦未必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权利。“文革”时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告密兴风作浪，暗领风骚，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互相剥夺权利者，而不是让渡权利者。前者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缩小，接近于零，而后者权利让渡则意味着全社会分享权利，多多益善。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将欧盟建设视为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利共享。民主是一种基于平等的自由，每个欧盟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开放国界，不但没有使一个国家失去国界或疆土，而且将它们拓展到了整个欧洲。当我们将缪勒·莱尔错觉图谱置换于政治空间，不难推断出即使是那些足不出户者，边界上空没有遮蔽的大地会显得更加辽阔宽广。对于各国民众而言，他不必唯本国领袖马首是瞻，而是在自由、民主精神指引下以对话开疆拓土，共享文明政治、同吟欢乐颂。

缪勒-莱尔错觉（M ü ller-Lyer illusion）

几何图形错觉的一种，由缪勒-莱尔1889年提出。它指的是两条原本等长的线条因两端箭头的朝向不同而看起来箭头朝内的线条比箭头朝外的线条要短些的现象。

巴黎大学传播学教授斯费兹先生经常向他的学生转述美国某管理大师的经典隐喻——波音747飞机之所以最安全是因为它装有四个发动机而且彼此独立，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备用发动机能立即启动。在我看来，民主之伟大在于人们能以由无数发动机组成的群体意识守住社会底线。其前提是社会大多数成员能相对独立，不被变相劫持与操纵，或受制于其中一台发动机是否运行良好。否则，它将与专制主义殊途同归，如萨达姆一样零票反对而当选，枪杆子里出假民主。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希特勒高比分出线，远非简单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某种不完善。解构“民主”二字，“民”是主体，“主”是程序，决定民主走向的是做主的人民，而不是作为程序的民主，公民教育与宪政训练因此成为决定民主成败的关键。

回到上文，为什么许多人绕开对民主的批评？或许我们可以设喻击穿谜底。当你面对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时，如果你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肥胖症的种种坏处与危险，人们不说你脑子有问题，至少也是不知道轻重缓急，在时间上颠三倒四。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有理由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言说，是要讲求时间顺序的。为了确保你的公正立场，必须明确两点：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时，不要把肥胖症的危险当作你参与社会运动的主要知识或工具；同时，也不要试图建立或论证一个所谓“世界上从来没有胖人”的理论去歪曲事实。其二，你必须念念不忘的，也是当下最紧要去做的事，就是让食不果腹者能尽快得到粮食。

几年来，我在巴黎见证了无数游行、示威、罢工等维护民权的社会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对社会生活造成不便甚至些许紧张，然而它们并非可以作为主要抨击或讨伐的对象。譬如说前不久我见证的巴黎中学生抗议费永的教育改革的示威，许多学生上街，共和广场热闹非凡。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趁着混乱来了许多郊区的黑人孩子，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游行队伍里进行抢劫，甚至对一些白人孩子大打出手。就在我对此场面进行拍照时，一群黑人孩子趁乱夺走了我的数码相机。虽然我为失去了几百张照片懊恼不已，但是我并不因此否定中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以及这场社会运动的意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会因为在大街上见证更多的社会真相而心怀感恩。

法国大街的游行队伍里不乏自私、褊狭与坐吃山空者。如我的同学Yann所说，政府难为，现在有许多法国人希望不工作、不学习、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阳光里的灰尘一样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永远掉下来。但是，抛开这些消极因素，我们更应看到宪政生活与公民适时维权对于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好处——它可以避免富强者不至于贪多“玩火”，而贫弱者亦不至于发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毋庸讳言，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尚有许多可以自我改进或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地方。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许多层面更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一个批评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处。唯其如此，他的言说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说，在斯巴达时代，我们必须赞美雅典。

然而，在我内心亦不得不时时警醒于自己的赞美变得毫无条件，沦落到完美主义与一厢情愿。我之所以保持这种“模棱两不可”的态度，是因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不啻是我的一个心病。当然，我不像国内某些“自由派精英”一样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气”的道德戾气对逝者进行缺席宣判，将罗兰视为“一个懦夫”和“没有立场的人”，以此毫无宽容的“自由精神”为自己的“独立人格”锦上添花。在我看来，罗兰当年所谓的“五十年沉默”多半是出于一种关爱，一种对人类共有的美好前程的无限期许，他或许是一厢情愿的，但这不足以降低他的人格。

令人烦恼的是这种大爱有时会让人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为我们的目力局限于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时代。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过往的有些痴迷不免令人难堪。一个探求智慧并参与社会的写作者因此不得不时时面对心底的追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置身事外不再被爱恨左右可以自由言说？怎样言说才能确保你没有偏袒或虽有偏袒却更接近客观真实？

被误读的《死亡笔记》

接下来继续探讨什么是正义，以及如何伸张正义。2005年5月2 5日，全国“扫黄打非”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查缴《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净化儿童出版物市场环境。随后，江苏、上海、河南、广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庆、广东等地文化执法人员均查获大量《死亡笔记》，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小学周边的相关店铺进行了拉网式清查。一部广受欢迎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封杀。不过，在我印象中这部作品不但不糟糕，而且一定会成为经典。

《死亡笔记》：有关正义的传说

《DEATH NOTE》（死亡笔记）是2003年12月开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连载的心理悬疑漫画作品，至今累计发行超过千万册。这部由小畑健创作的漫画在被翻拍成同名电影后，更为许多中国“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应有惩罚。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当罪大恶极者可以通过法律内外的各种途径逍遥法外，他终于意识到法律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并在绝望中扔掉了《六法全书》（日本收载现行主要法律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不约而至，闯进夜神月的生活。笔记本上赫然写着“DEATH NOTE”。“使用说明”告诉他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的人都会死。尽管不相信，夜神月还是在笔记上记下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诱拐杀人犯的名字。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暴死在监狱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如笔记本上所说，一个人名字被写上以后，会在40秒内因心脏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从天而降，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死亡笔记簿伸张人间的正义，实现平生理想——“我要用死亡笔记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成为新世界之神！”

于是，凭着父亲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开始有计划地“笔杀”从警局档案室里查到的坏分子，以及那些在电视新闻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为非作歹者。夜神月惊奇地发现，这个笔记簿不仅可以让人死亡，而且可以让他们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和步骤死亡。

中国人抱怨：“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作为罪恶的终结者，夜神月认为只要有了死亡笔记这个正义之簿，乾坤就会在他的笔底倒转，因为“谁都不做坏事的话，世界就会向好地方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权力给予这位中学生的迷醉显然远远高于他对正义追求的渴望。所谓“身怀利器，杀人自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与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杀死了追查凶手的警员，甚至连自己的女友都不放过。故事由此展开，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归案。

以笔杀人，代行人间正义。《死亡笔记》更像是一篇有关正义的传说。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龙曾经主演过以残酷著称的电影《大逃杀》，当被问到如果有这样一本死亡笔记会否像主人公那样使用时，藤原龙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来，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反乌托邦的《死亡笔记》

古往今来，人类在心灵上向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为实现它，人们将其诉诸理性，于是便有了此消彼长的乌托邦实践。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彼岸天堂，从莫尔的乌有之乡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种种梦想与悲伤，牵动整个人类历史。

美丽或者勇敢的新世界，究竟谁来缔造？理性时代的刺耳声音是，既然上帝只收礼不办事，不值得信赖与依靠，那么就不如让人类自己做上帝。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为世界做“排毒养颜”，他们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二十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邦最疯狂的世纪，也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虚骄的人类重新回到了大地，着眼于一点一滴的改造。

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足以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消灭。如上所述，既然《死亡笔记》是部批判权力的电影，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在《第七封印》这样的杰作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真正看懂《死亡笔记》的人，谁又会认为它会损害社会，涂污心灵？

电影以声光传递思考，激发思考。对于观众或者读者而言，真正的折磨来自于那些炒得比中国人劝酒还热闹却又言之无物的影片。无论是《无极》演绎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两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国的著名导演已经被软绵绵的馒头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死亡笔记》的“死亡通知”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思考罪与罚的严肃作品，却因为过度“流行”而在中国收到了一份“死亡通知”。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没有宣泄压力的途径，因此书写《死亡笔记》成为他们追捧的一种心理减压、宣泄方式。

更有甚者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死亡笔记》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破坏和谐社会的诅咒的道具。文化执法部门则异口同声：“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有地方还特别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以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

对于这场“搜巫运动”和一刀切式的管理，同样有许多人提出质疑——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的封杀针对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

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同样是未成年人，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以至要通过“扫黄打非”的手段来制止？相关执法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自寻短见、过于脆弱，还是列位大人过于敏感？

类似例子并不少见，心理学上更有“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等词条可以援引。前几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位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十五年与世隔绝的日子。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关于此举之悲剧原理，我在此前有关“贞洁城堡”的介绍中已经谈到。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道听途说的恐怖、乱章取义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纸风行的禁令，对于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来说，是否比《死亡笔记》更可怕？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堡垒”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无数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在政府包办文化与价值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

转型期的“黄非红”

在样板戏流行的年代，全国文化一片“红”。此时的文化完全是政治文化。看情色或者风月电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所以当年有些电影拷贝会被装在一个印有“仅供处级以上干部观摩”字样的袋子里。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的进步，解放身体或享受肉身的“黄”渐渐出现。在中国不少音像店里以性爱光盘为代表的“黄色娘子军”与革命岁月里的“红色娘子军”堆在一起兜售。加上一些所谓的“非法出版物”，整个柜台就是“黄非红”三部曲。

在一个意见表达充分的开放社会，“黄非红”都有自己的市场。如果我们将“红”比作政治正确，与之唱反调的“非”也并非没有市场。比如说在法国，像勒庞那样离经叛道、远离主流价值的言论，可以拿到《Rivarol》那样的极右翼小报上去发表。同样，成人文化消费品也因为分级清晰不至于毒害未成年人。在法国，成人杂志通常都是放在杂志架的顶层，夫妻二人在自己家里看黄碟、“开三级会议”同样不会遭遇风化警察的破门而入。不像在今日中国，电视里虽然不曾“黄黄不可终日”，但那望不断的性病广告，却如碧水一般悠悠，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整个国家都已性病缠身。

笔者曾经在法国大学城里居住，记得在宿舍楼的一楼大厅里，大概在中国人看《新闻联播》前后的黄金时段，各国学生会聚在一起看情景喜剧或木偶新闻剧。十点以后，会有一些成人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如果那时你去大厅里巡视，里面坐着的多半只有中国学生。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学生较法国学生更唐璜或更卡萨诺瓦一些。但是，中国学生表现得“更饥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隔离。谈到为什么《死亡日记》在日本没有被封杀，一位旅居日本的朋友这样对我说：“在一个开放社会，政府真正的职责是获取选民的信任，保障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而不是代替社会进行文化生产，或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文化而对其他文化进行管制。必要时它可以与社会一起对文化进行分类，但不会将它们从架子上撤下来。”

艾氏9·11

2006年5月30日，三十二岁的河南农民艾绪强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死刑。法院判决认为，艾绪强为了报复社会，采用暴力手段，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其行为已经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艾绪强死刑，并赔偿7名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103万元。

无疑，以保卫社会的名义，对于这种通过暴力肆意剥夺他人幸福自由、排泄自己心头不满的行为，必须无条件地加以谴责。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与道德，会宽恕或纵容这种丧失人性与理智的“恐怖行径”。然而，与此同时，对于这起被部分媒体描述为“个人恐怖主义”的真实悲剧，由于关乎我们的公共生活与个体命运，其所揭示的意味深长的社会内涵当不容忽略。

没有人知道“报复心切”的艾绪强为什么会把这次“同归于尽”的行动选在9月11日。然而，倘使我们留意其中的一些细节，并加以分析，亦不难发现，这起带有“个人恐怖主义”色彩的“袭击”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

袭击时间选在9月11日上午；

袭击地点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据艾绪强称，其之所以选择王府井，是因为“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袭击原因同样是出于跨地理、跨阶层的报复。站在法庭上，艾绪强对自己“报复社会，报复富人”的目的直言不讳。由于“无法在社会生存”，索性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据称，今年三十二岁的艾绪强家在河南农村，在城里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在北京开铲车打工，却没有得到工钱），因此对城里人产生一种深重的偏见——“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袭击手段同样是劫持交通工具，然后择准时机“自杀式”地冲向无辜的人群。艾绪强骗乘一辆出租车后在东城区灯市口附近将司机杀死，随后驾驶该车由北向南冲入王府井大街，直接造成3死9伤。据其供述，倘使车子不被停下来，他还要顺着大街一路冲撞下去；

此外，从袭击后的心理反应来看，艾绪强一直坚持自己“报复有理”的逻辑。当艾绪强听到“死刑”宣判时，面无表情的他竟然朝着受害人家属“微笑”。随后又面带冷笑扭向不断闪烁的镜头，仿佛自己是胜利者。如庭审法官所表示，自始至终艾绪强都没有悔过。

或许，对于许多媒体和公众而言，这种“袭击行为”不过是个“小概率事件”。当街市回归太平，人们很快会忘记这个个体与信仰甚至信念全无关系的“日常式反抗”。它血腥而平庸，与本·拉登撼动世界秩序的国际化、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行为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艾氏9·11”只是转瞬即逝的零星火花，它既不会像“拉登版9·11”那样追求“可持续”的有组织袭击，更不会让我们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战略”的宏观角度进行长篇累牍地剖析。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中国式的9·11”袭击更应该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随遇而不安”所引发的“内爆式”报复行为可能危及到每个人的安全。走在大街上，你不知道哪些是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正咬牙切齿，伺机报复。关键更在于，如果我们停留于谴责那些由报复链条牵引而出的所谓“解决方案”，会让我们忽略产生社会不幸的根源，甚至可能将社会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报复离间人心，使人远离理智。忧虑让我们重新回到了案件本身。据报道，5月30日，在听完判决后有受害者家属“非常不满意”，一是艾绪强被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他们失去亲人的现实；二是法院判决赔偿受害人及家属共计103万元赔偿的决定完全可能成为一纸空判，所有被伤害者的家属不得不面临“他死了，拿什么赔偿我们？”的困境。正是在获知自己可能获赔无望的情况下，有家属建议拍卖艾绪强的器官以获取赔偿金，理由是“不能让他就这样一走了之”。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遭遇，我满怀同情。然而，当有家属提出希望通过拍卖一位死囚的器官来“惩治恶人”并“获得好处”时，我所看到的已不再是那种理所当然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让我们痛彻骨髓的“残酷”与毛骨悚然。

应该说，对于上述“两种不满意”，前者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有关“死刑存废”的诸多争论，即死刑作为一种“报复之刑”能在多大程度上救济社会；至于后者，如何让一位即将死去的“穷光蛋”兑现百万元赔偿金，更是所有受害者家属必须正视的困境。从公诉机关移送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赔偿金很可能不了了之。然而，令人悲叹的是，为什么那些受伤的人们不从刑事受害人救济制度上力求突破，反而继续遵循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思维来解决问题呢？如有学者评论，从世界通例来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济，不仅是国家应有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是国家义务之所在。毕竟公民被害，与国家未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有关，国家因此有必要担起责任。

或许，如人所说，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力量在角逐，新社会正在形成，在此过程中，社会失序与分配不公平在所难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此前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对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的问题直言不讳。对此有专家评论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报复社会”等行为，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剥夺”并不能概括全部。像艾绪强这样失去了一只眼睛的乡下人，怀抱改变命运的梦想来到城市打工，当他连应得的工资都要不到时，这更意味着是一种“绝对剥夺”。如果此时，我们将艾绪强式的反抗简单地归类为“仇富”，这既有失公允，又可能离间社群，滋养矛盾。我相信，将这种所谓的“仇富”心理诉求还原为“仇不公”，也许更接近真相。

论及艾绪强案，有网民在网上悲叹，“蝼蚁尚且偷生，谁人愿意寻死？”犯罪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任何犯罪都有一定的条件与诱因。如上所述，艾绪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报复”之心，是因为他曾经受过“太多的不公平待遇”。如果我们不能从更深的社会层面来寻求问题之解决，那么这种“报复”只能是“头痛砍头，脚痛剁脚”的权宜之计，它并不能还社会以真正健康的体魄。受害者家属的“拍卖器官”一说，更加彰显报复之罚只不过是一种“懒汉政治”。不幸者不去要求国家与社会建立起一种可行的国家补偿制度，反而要求通过实施“法外报复”来追缴一位“人生破产者”的所有债务，显然，这不但无益于社会理性的进步，反而会冲垮一个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底线。透过受害者亲属的眼泪，我们看到，艾绪强所谓的“报复社会”亦不过是 鲁迅 先生当年慨叹的“弱者对弱者的欺凌”；而受害者亲属要求通过拍卖死刑犯的器官以获得补偿时，不但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强壮，反而让它收获更多的残忍。

“以眼还眼”只会让世界继续失去眼睛，而不可能真正救赎回任何一双眼睛。如圣雄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瞎子。”不可否认，正是那些不经意间流淌在我们生活中的“报复情结”，将这个社会一步步推向远离宽容与秩序的困境。

李慎之先生曾谈到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王爷。前者讲礼义廉耻，讲仁爱；后者则讲朴刀棍棒，讲杀伐与报复。写作此文，我无意诋毁中国社会的文化养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复仇与报复的文化至今仍像鬼魅一般飘散于我们周身。那些热播于大江南北的“仇侠片”，更是把“报复”变相地引申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历史与人生，仿佛“被报复诅咒”。

记得美国作家雷·布莱贝利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华氏451》的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世界，消防员成了纵火者，他们烧毁了图书馆和民居，捣毁里面的书籍，从而让人们无法独立思考，而“华氏451”正是书本燃烧的温度。得其灵感，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为纪录片取名《华氏911》，意为“在这个温度下，自由也会燃烧”，以此揭露小布什政府操纵恐惧使美国人失去自由。用摩尔的话来说，书本在“华氏451”燃烧，自由在“华氏911”时消失。今日中国，同样有理由担心，当报复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解决方案，社会理性同样会在“艾氏911”中灰飞烟灭。当报复成为一种文化，并以“日常的反抗”与惩戒的形式出现并扩散，它可能比那些有组织的恐怖行为更令我们胆颤心惊。

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平等、公正与宽容的社会？即使在面对恶人时，我们能否从文化与制度层面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无疑，艾绪强的人生悲剧同样是一场社会悲剧。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应积极反思的是犯罪发生的社会成因及其预防，它将远远迫切于我们对一个束手就擒的罪犯实施肉体消亡的惩罚。社会有如一片大陆，人人都在维持着自己的一角水土，并间接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生态，我由此相信，只有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与苦难，平息他们心底的酸辛与无望，给予希望，才能真正医治社会的苦痛。谁能在一个“报复心切”的社会里追求幸福与自由？谁能在充斥“报复戾气”的绝望之中守卫安宁而勇敢的心？

以河为界的正义

在官方备战奥运、积极“反恐”的同时，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以云南为例，7月21日早晨，昆明市分别发生两起由定时炸弹引起的公共汽车爆炸案，共造成二人死亡十四人受伤。此前的7月14日晚，文山县同样发生一位村民用水果刀连捅十人，造成一死九伤的惨剧。前一事件至今原因未明，后一事件则是因为该农民被骗走三千元钱而报复社会。

无论如何，所有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都应该受到强烈谴责。然而，更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忍，竟将罪恶的“惩罚”之手伸向其素昧平生、素无冤仇的平民？

以复仇为主题的“残忍的戏剧”并非只在中国上演。今日世界，各式各样的仇恨，如种族仇恨、民族仇恨、政治仇恨、宗教仇恨、阶级仇恨、家族仇恨等引起的悲剧从未停歇。然而，无论是个人、家族与社会之间的报复，还是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如战争，都足以令人胆战心惊。因为恶恶相加不会变成善，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说，自相残杀说到底是人类在自杀。

记得在《仇恨的本质》一书中，美国作家小拉什·多兹尔将仇恨比作“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这的确是个精彩的概括。且不说人类历史上因仇恨造成的悲剧多如牛毛，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就在世界笼罩在沉沉核战争阴影之下的上一世纪里，仇恨这个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才是核战阴影的真正“造影者”。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指出人类有“二分的本能”。该本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小孩子在看电视时会不断地追问大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至于成人世界，同样没有忘记将好与坏、上帝与魔鬼等二分法推到极端，甚至直接用到了社会运动之上。只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人类只有极端的天赋，却无极端的资本。所谓“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当人们试图挤进天堂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一脚踏过了地狱的门槛。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地盘性动物”兼“意义性动物”，人还分出了“我国”——实话实说，我一直十分反感一些人做天下文章时言必称“我国”而非“中国”，一则这种立场可能不够客观，二则这些人的文章仿佛永远是只给中国人看的内参，而非公开出版物——与外国，分出了本国人与外国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东方人与西方人、南方人与北方人以及此岸和彼岸等。可怕的是，两者一旦对立起来，这种区分难免会走向帕斯卡在《思想录》里感慨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杀死同岸的人是凶手，但如果被杀死的人是来自对岸，杀人者便成了奋勇杀敌的大英雄。这也是有些报复社会者会被人称作“暴徒”，又被另一些人捧为“好汉”之原因所在。归根到底，就在于社会中间横亘着一条长河。而这条河，在仇恨泛滥之时足以淹没一切。

进一步说，只要愿意，这种“二分的本能”随时可以将这个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切成两半，分出“我们”和“他们”。这种“我们—他们”的模式所导致的必然是“我们好，他们坏”这样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当然，真正荒诞的是现实本身——难道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就是为了创造诸如国家、民族、文明等各自为战的意义系统，以意义驱逐人性，驱逐人基本的自然权利，从此将人分区隔离并监视居住？

如果理解了这种“以河为界的正义”的荒诞，就不难解释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在遭受某种“不公正”时何以会报复全社会。显然，只要作恶者愿意，仇恨的本能以及后天习得的“意义感”可以将他或者他们反对的所有人都发配到“非正义”的河对岸去，忘记后者原本和他或者他们一样，都是在河边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背诵诗歌、建造房屋的普通人。

如何摒弃这种仇恨？我相信，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回到人的共有权利本身，建立一个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正义的意义系统，并将所有的“他们”都纳入“我们”当中，而不是把“他们”驱赶到河的对岸去“合法杀戮”。

同样是在《仇恨的本质》一书里，小拉什·多兹尔向读者引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一名年轻士兵由于在战斗中没有开枪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个士兵坦率地承认，指挥官的确命令他见到敌人就开枪。“那么，你为什么不开枪呢？”有人问。“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见敌人呀，”士兵解释道，“我看到的只是人。”

“我看到的只是人。”这句话当可以像亨利·梭罗所说的“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一样值得铭记。

床上爱国主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王府井曾经搞过这么一个行为艺术：大约两百多位观众围在一个由画廊改造而成的“猪圈”周围，赏玩一只印着西文字母的公猪“强奸”另一只印有汉字的母猪。据说，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家想借此表现“文化强奸”这一为后殖民主义论者津津乐道的宏大命题。

应该说，这是一次十分牵强附会的强奸。公猪和母猪都很无辜，因为这里所有的文化象征，都是行为艺术家们一厢情愿操办的。观众看到的“猪圈”里的一幕，不过是家猪世界里的日常生活，既谈不上谁强奸谁，也谈不上谁服务谁。如果读者诸君一定要找出个凶手出来，我觉得应该找那位行为艺术家，是他以隐喻的手法，欺负了这双可怜的小猪儿，即使不算强奸，至少也是聚众猥亵。

许多人都在骂章子怡，可章子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能看到关于她的电影海报及报道。“神五”上天不久，巴黎某杂志封面便是用了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扮相，足踏火箭，差一厘米就飞到了杂志顶部；著名的《巴黎竞赛报》也曾经拿章子怡当过封面，一个“大”红人，在半空中跃进，很像当年样板戏里的红色娘子军。

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她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中有了“丑事”——她饰演的日本艺伎“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员渡边谦饰演的富商压在床上。网上真真假假的剧照，让一些爱国的网民出离地愤怒了。他们分明感觉到章子怡那轻盈的肉身有伤中国沉重的“国体”。他们看到被压迫的不是章子怡，而是亲爱的祖国！若不就此开除章子怡的国籍，“非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们发现，网上无休无止的谩骂，正在把本已声名狼藉的“爱国”沦落为一种脏话。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过一本名为《战争与爱情》的小说，叙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沉浮，里面讲到了另一种爱国——“床上爱国主义”。唐德刚说，日本妓女举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当时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日本妓女以一当十，如狼似虎。但是，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以，为了赚点外快，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华民俱乐一番。于是，“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虽然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如此一来，既可以爱国，保持一点民族自尊心，又可以尽情享受，可谓两全其美。虽然张老参们不能像那些才子佳人一样代表中国的良心，至少也要代表中国的肾，把自己当成“国体”，覆盖并进入另一具“国体”，在享乐中杀敌——像大宅门的白景琦说的那样，“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我冲将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当然，这种可以用次数来计算的爱国未免有些滑稽，经不住推敲。遥想当年郭沫若、周作人等君，定然不是出于什么爱国的伟大目的才娶了日本太太。鲁迅和周作人家里闹出的那点纠纷，自然也不是因为鲁迅当日想爱国，周作人不肯。归根到底，将一个人的性爱与他是否有爱国情操扯在一起，风马牛不相及。

2006年的一天，我采访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兰诺瓦（Gil Delannoi）先生，我们不约而同谈到“替罪羊”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

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情。正是因为上述第二种逻辑，使章子怡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罪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

在我看来，章子怡说到底不过是个有着自己梦想的邻家女孩，一个依靠个人奋斗获得了成功的普通的电影演员。她只是共和国的一位公民，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人民，只属于她自己。章子怡的肉体与中国的“国体”毫无关系。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爱民族，要互相爱惜，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进步、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相信，我们让祖国有尊严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自由”这祖国从同胞身边拿走。

天堂五分钟

一个人是否自由，难免与各种心理状态有关。而在种种心理状态中，仇恨是一定会使人不自由的。就像钟表上紧了发条，不走你也得走。而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就是这样时刻不忘为人们上紧宣泄仇恨的发条。

我已经很少看电视，偶尔打开电视机，看到里面在演电视剧，便会不自觉地开始读秒，为了验证我的一个判断——“五分钟内，必有‘我要报仇！’之类似台词”。而且，屡试不爽。

这是剧本里的故事，现实生活呢？只要上网转转就知道，直到今天，有多少起灭门惨案，有多少起幼儿园屠婴，有多少人在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果你想回到历史，不用翻太多的书，就知道革命或造反通过“制造敌人的艺术”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多少仇杀。想看小说？好吧，梁山上的一群暴民在等着你。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大刀杀人。《水浒传》说了，当年许多人去投奔它，不只是因为热爱自由，还因为那里住着一批好汉，“个个杀人不眨眼”。

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多少仇恨教育与仇恨文化？“杀到东京去，活捉苍井空”只是一种简单的戏谑吗？在此且不说大革命年代尚有专门的“复仇清算委员会”，就是天下承平，课本里也满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制造敌人的艺术。窗外虽然阳光明媚，仇恨的种子依旧分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防不胜防。即使你天天盯着电视看，足不出户知天下事，也于事无补，因为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都不会告诉你明天谁会丧心病狂抢一辆车，并且理直气壮地冲向街道上的人群。更悲哀的是，面对这样的悲剧，有好事者甚至还会大声叫好。当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告诫世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时，我更要说，若没有宽恕，连现在也不会有了。

对复仇者而言，当过去成为他在世上的唯一的神，所谓复仇也更像是一种谵妄，仿佛只要报仇雪恨了，世界就收复公正了，曾经发生的不幸便没有发生。然而，即使是最愚钝的复仇者也知道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既然复仇并不会让大家的生活美好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记住仇恨，伺机报复，一毁俱毁？

复仇者究竟是在寻仇，还是在寻欢作乐，这才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杀人者不惜一死，旁观者大声叫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复仇给他们带来难以言状的快感，满足久违的征服欲望与宣泄。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快意恩仇”。如岳飞在《满江红》中所写的那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饥渴的背后，同样是受着快意的驱使，而非只是为了还我河山。

恨并快乐着。如果说弗洛伊德笔下人的“力比多”本能假设属实，即人有逃避痛苦、寻找快乐的需要，有释放力比多的冲动，那么复仇的原始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公正，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另一种形式的“寻欢作乐”的欲念罢了。

关于这种与寻仇相伴的寻欢作乐的激情，或者“快意恩仇”，我在《天堂五分钟》（Five Minutes of Heaven）里找到很好的诠释。这是一部关于宽恕与救赎的英国电影。所谓“天堂五分钟”，指的是在杀死仇敌时所获得的像是上了天堂一般的五分钟甜蜜与快感。

《天堂五分钟》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关复仇的故事，灵感来自北爱尔兰的真人真事。1975 年的北爱尔兰小镇，当时年仅十七岁的艾利斯特·利特尔加入了恐怖组织——因为“父亲和兄弟被杀死在大街上，我们感觉都需要做些什么”——并在勒根谋杀了另外一位十九岁的天主教徒吉姆·格里芬。随后艾利斯特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并开始悔过自新。若干年后，艾利斯特走出监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团体，帮助那些被暴力伤害的家庭走出暴力的阴影，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身份有时候让他觉得滑稽，恶是他做的，而且未被饶恕，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将在自我欺骗中度过一生”。艾利斯特需要一个契机，以完成自己的救赎。

格里芬一家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谋杀使吉姆的母亲陷入巨大的悲痛，并彻底毁坏了这个家。母亲抓住一个细节不放——吉姆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的弟弟乔就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目睹这一切发生，却无所作为。母亲近乎病态地将吉姆的死归咎于小儿子，责怪乔没有想办法救哥哥，通知他快跑。就这样，谋杀不仅使乔失去了哥哥，也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他想要的人生。往日的平静生活不复存在，仇恨一日日发酵。余下的事情可想而知，乔把杀死艾利斯特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三十三年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家电视台的“真相与和解”栏目组邀请乔录制节目，与他面对面的正是当年杀死他哥哥，并且使他失去母爱的枪手艾利斯特。不同的是，艾利斯特是专程为和解而来，对着摄像机，他为自己年轻时的愚蠢与轻狂悔恨不已，杀人是为了“自豪地走进酒吧，所有人起身拍手称好”，而且那时候他愿意去射杀恐怖团体以外的任何人。今日回望，艾利斯特认为社会最应该做的，是阻止人们沉迷于他们所参加组织的宗旨。“一旦你相信那个宗旨，就太晚了。没人能阻止你，叫你改变主意。”

和艾利斯特不同的是，乔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却是伺机复仇，享受将刀子扎进艾利斯特胸膛的“天堂五分钟”。虽然此时的乔早已经成家立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是他满腔的仇恨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直接将艾利斯特杀了。

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艾利斯特请求宽恕，带着负罪的心情，他害怕给乔多带来任何一点新的伤害，时时嘱咐节目组成员注意保护乔。而乔要复仇，一路上基本都在自言自语，为了排遣无法宣泄的仇恨，也为了得到司机对其复仇愿望的认同。

不过事态进展并不如他想象上的顺利，录制也没有完成。当乔走下楼梯，准备完成他奋命的一击时，被栏目组的人拦住了，不是为了阻止他谋杀，而是希望他回到楼上去，再走下来一次，因为刚才摄像师在后退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这个小挫折让乔觉得非常无趣，精心酝酿的复仇计划被滑稽的场面一点点瓦解。可生活却不是拍电视片，谁也不能将过去的不幸抹掉，重新彩排一次。而且，这个细节也让乔意识到自己的谋杀将被拍摄下来，更加重了他的不安。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他准备暂时放弃这次谋杀了。当他回到房间准备拍第二遍的时候，负责剧务的女孩和他说起艾利斯特过得并不好，一个人冷冷清清，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小公寓里，终日被过去的罪行困扰。小女孩还特别强调艾利斯特是一个“好人”。

“好人？！”这个判断让乔难以置信，使他更加恼怒，显然他没有一点准备接受。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最初他想象的一个主张复仇的道德共同体并不存在。所以，当他从剧务那知道艾利斯特的住址后，匆匆地逃离了拍摄现场。此时，也许他在想“君子报仇，十天未晚”。

没等乔去贝尔法斯特找艾利斯特，接下来，导演将艾利斯特带回三十三年前的凶案现场，这是乔在勒根的老宅子。看得出，这些房子如今已经废弃。艾利斯特叫人捎话给乔，告诉他如果需要可以到这来等他。当然，也包括复仇。

乔又一次带上短刀，当妻子哭求他不要再去冒险时，乔把妻子打翻在地，“我要我的天堂五分钟！”在当年自己哥哥死掉的房子里，乔要刺杀艾利斯特，血债血偿。可惜他并没有打过艾利斯特，直到两人抱在一起跌出了二楼窗户。这个细节很值得回味，虽然艾利斯特希望得到乔的谅解，但他并没有跪下来乞求乔的宽恕，也没有任由他殴打，他不忘保护自己。虽有负罪之心，但在请求宽恕方面，艾利斯特也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二楼不高，摔下来的两人醒过来。阿利斯特倚在墙角，向乔回忆当年射杀吉姆的前后过程，然后告诉他：“忘掉我吧，乔，当你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不要是我，而应该是你的女儿。别和她们说我的事，告诉她们你已经杀了我。我会走掉的，永远。我不重要，我什么都不是。回家告诉她们，你的生命为她们而存在。”

乔满脸伤痕，一言不发，颤抖地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离开了。也许，这场打斗让乔得到了足够的发泄。若干天后，乔治好了摔伤，坐在家里陪妻女看电影，当女儿突然转头对他微笑时，他在本片中第一次露出笑容。是的，很不自然，但是属于乔的新生活从那一刻开始了。随后乔参加各种有关心理治疗的集体谈话，告诉大家他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有个引以为傲的爸爸。

一个平常的日子，艾利斯特从超市出来，接到一个电话，是乔打来的。电话那头说，“咱们了结了。”乔的电话让艾利斯特如释重负。街上人来人往，他在马路中间蹲了下来，同时抬起头，仰望天空。他杀了一人，也救了两人。一个是乔，一个是他自己。影片在最后走向了宽恕与和解，艾利斯特通过救人完成了自救。

《天堂五分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我曾在课堂上迫不及待地与学生分享，并就如何修改影片的结尾展开讨论。我提出问题，打来电话的如果是哥哥吉姆，而不是弟弟乔，给这部电影加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效果会不会更好？理由是，33年来，主宰乔的生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那个已经死去的哥哥的幽魂。或者说，在乔的体内，只是他哥哥的死去的生命。而这生命，没有温度，只有寻找“天堂五分钟”的激情。

有个学生受了启发，为影片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在艾利斯特蹲下身子，开始仰望天空的时候，镜头切换到生活的另一角，刚打完电话的乔也站在那里仰望，他对着天空说，“吉姆，我和你也了结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那天的课上得很精彩，我和学生们就这部影片讨论了近两个小时，激发他们的思维，下课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仇恨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颜色。而如果你愿意站在生命的高处，终将收复本该属于你的自由。也是因为拥有这块高地的缘故，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一丝关于仇恨的教育。在这里，有的只是思维的乐趣，那才是我要的“天堂五分钟”。

光荣背叛 ——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好在情形还不至于太让人绝望，诸如《颐和园》、《鬼子来了》以及我在整理这部书稿时看到的《让子弹飞》，让我看到当代中国电影的一丝丝光亮。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以权谋色。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无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捍卫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的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应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群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想必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魏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一千八百人口中的六百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三十三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虚构的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了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良心发现让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地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却向下流。魏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魏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他买下了这本书，并将它送给了自己。

第三部分：演讲与独白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

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他使自己自由并将其展示于人。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状态。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说：“我将不再接受一个奴隶的地位，不再服从与我的良心相违的命令。”——甘地

我只希望政治上的平等要做到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千万不要像我们目前随处可闻的，人人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托克维尔

每个人都有权有势——凤凰网三分钟演讲

2010年1月12日，本书作者参加凤凰·百度年度盛典，为社会类人物——开肺验肺农民工为张海超颁奖，以下是在现场的三分钟演讲。

曾子墨：2009年的热点人物有官员，也有老百姓，我们继续请出下一位揭晓人，有请南开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熊培云。

熊培云：大家好！在座的都来了，在座的都“有权有势”，是不是？有什么“权”？公民权。有什么“势”？就是每个人的公民权都必须得到彻底维护的天下大势。在座的都有权有势。另外我还要说的是，在座的都有靠山。什么靠山？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些功课，多努力，大家平时多流一滴汗，社会就会少流一滴血。

我要揭晓的第二位当选“影响时代的力量—2009新境界凤凰·百度时事沸点社会人物”的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他的百度搜索次数是1605408次，他是在2009年以身体维权的三个代表之一，另外一位是孙中界，还有唐福珍。很遗憾，唐福珍今天晚上没来，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向她鞠一躬。

自由在高处 ——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

很高兴到央视来做这个讲座。一来因为我做过媒体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境；二来不论困境如何，总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做事，保持着生命昂扬的本性和进取之心。而我也愿意和这些朋友交往，并从中获取能量。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和我交往最密的媒体朋友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方报业，一是央视。这很有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南方报业大胆敢言，锋芒毕露，像是“叛军”，而央视四平八稳，总在关键时候定调子，像是“中央军”“御林军”。甚至有人认为，虽然两家媒体都被骂过，理由却不太一样，南方报业是因为做得太好，而央视是因为做得太差。这样过于脸谱化的评价难免有失偏颇，会让我们忽略一些好的东西。据我所知，张洁、李伦、庄永志、柴静诸君都做过不少好的节目。相信这样守护良知与独立精神的人在央视以及其他中央媒体里还有很多，大家日拱一卒的忍耐与坚持，谋求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决心，都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

而且从整体上说，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抱着一种热切的态度，希望中国能朝着一个开放、宽阔的方向走。这是我们时代的默契。像《环球时报》那样鸡立鹤群，一见“阴谋”就兴奋的媒体，毕竟为数不多。

回到本次讲座的主题，几天前我给李伦兄两个备选题目，最后定的是“自由在高处”。这个题目给人无限遐想。什么是“自由在高处”，最极端的理解恐怕就是身居高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网友看到预告，就说要想自由在高处，你先得给我找个直升机。

今天，我到这里来不为提供直升机，这不是我能解决的。我想谈的是对自由与时势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着的时候，你坚持站着你就在高处了。为了讲得更清楚些，我会同时谈到几部电影。电影在我这里从来不只是一种艺术，更是思考现实的工具。

一、有关自由概念的理解

A. 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关于自由有很多说法。它究竟是好词，还是坏词，得视条件而定，在此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有些自由是被歌颂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 é guidant le peuple），这里的自由同时是自由女神，妖娆的乳房，不仅唯美，而且哺育现代文明。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里自由也是好词。胡适在晚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则将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有些自由是被质疑甚至被诅咒的。自由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候模棱两可，有时候则绝对是个坏词，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L’homme est n 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这里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变成了“自由引导野兽”。对此抨击得最厉害的是罗兰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坏词。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以强制为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实质是奴役。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谈到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希望平等，但当他们在自由中找寻不到平等时，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边上有个韩战纪念碑，纪念碑墙上的标语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区别于上文的Libert 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样是自由，它对于美国人是个好词，可在朝鲜官方看来又是一个坏词。

同一个人，他还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面前，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么乐意，那么清醒，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们说自己是“良知的囚徒”，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愿奴役论”了。

有些自由无所谓好坏，只在于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阔天空》里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里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东西，但和现实往往会有冲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实际上包括了三种自由：生命、爱情以及后面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愿意为了政治自由抛弃生命与爱情，有的人不愿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今天回过头来想当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有关自由的理解还有很多。有些叙述则完全等同梦话，如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里的辩证法，“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这里的自由，不过是把手伸进手铐的自由，仍不是真自由。

B. 两种自由

最近一年来我对“国家”这个概念谈得比较多。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两个自由的概念，即上面已经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先说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说“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Liberty既指自由权，也有“冒昧，失礼;（对规章等的）违反行为; 不客气”等含义，作为复数用时同时还包括“特许权; 自治权，选举权，参政权，使用或留住权，活动范围，特许区域”等意思。而在哲学意义上，还有“意志自由”的意味。从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当年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

说到严复的谨慎，这里不妨补充一下他对“Right”一词的翻译。1862年，丁韪良将“Right”译为“权利”，对此严复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以霸译王”。因为“Right”一词有是非之分，并不只有中文世界的“争权夺利”，还有正义，所以严复后来将它译为“民直”、“天直”。为解除国人对“Right”一词的误解与误用，尤其是在政治纷争中的有意歪曲，只讲“权利”，不论“是非”，胡适一再对“权利”一词重做解释。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为避免词义与语音上的混淆，最近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权”代替“权利”，并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场有关如何纠正“权利”一词的讨论。由此可见“权利”一词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成为好问究竟者心中的隐痛。

另一个词则是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个体的自由。我讲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指的也是这个自由。

张佛泉（1907－1994）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 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考虑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

C. 政治底线与思想自由

海涅曾经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养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海涅抱怨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那里成了血迹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预言了费希特和谢林关于民族优越性的浪漫信仰会在德国追随者那里造成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结果。

不过，对于海涅的提醒，伯林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如果这些教授能够产生致命的力量，那么化解这种危机的力量，不也来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害怕某种极端的理论，而是害怕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理论。当观点使世界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观点，而不是消灭观点。

在伯林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为自由预留一个底线，即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人就会彻底失去自我与自由。为此，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使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保护，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政治观过于强调理性的指导功能，因而容易转化为父权式的教化政治，继而陷入专制主义。为避免遭此厄运，他主张西方自由主义之精义在强调消极自由。今日中国，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多数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能享受消极自由，便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慢慢获得的开放、进步与宽容，是和大家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分不开的。即使是为众人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又何尝不是在享受消极自由。虽然没有公共精神，但并不参与作恶。回想几十年前打家劫舍、“向党交心”的中国，如果我们所求不多，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二、你即你选择

卢梭有关“自由与枷锁”的言论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平添惆怅。不过，即使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施加的。

有个苏联笑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问：“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警察？”

答：“没有。”

问：“为什么？”

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糟。翻检任何极端年代的历史，都不难发现，那些学会自我逮捕的人，通常还会想方设法，以一种貌似善良的口吻与慈悲的情怀去逮捕别人，告诉你不要胆大妄为。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才情，有多强的创造潜力，如果听从了这些劝告，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他的人生就真的要被这些老好人给摧毁了。所以我说，相对于政府层出不穷的禁令，这种为人们日常所见，在和风细雨中摧毁他人人生的劝告，才是大家更需要防范的“温情脉脉的恐怖袭击”。尽管我一直保持着理性、温和思考的作风，但总会有人提醒你这也不要写，那也不能写。对于这些善意的劝告，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始终坚持一个看法，如果这个环境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的是给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时代每一天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相信我们的国家要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这个世界充满了洗脑的书，比如《送信给加西亚》，服从是第一位。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才是第一位的。正如密尔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不在于人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和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是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基础上成为自己。伯林也说过，没有哪个社会实际上压制其成员的所有自由；一个被别人剥夺了全部选择自由的人，既不会是一个道德主体，甚至不能从法律或道德上称之为人。

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内心还有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够独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的美好世界。正如电影《美丽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营，你也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游乐场，哪怕它转瞬即逝。此所谓，你可以摧毁我自由的创造，却不能摧毁我对自由的向往。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今天的大学生忙着国考，忙着一毕业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窝才好。可是梭罗不这么想。一百年前，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带着一把斧子，梭罗去瓦尔登湖畔盖了个木屋，他想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正是在那里，梭罗完成了《瓦尔登湖》的写作，并且借着“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这样自主生活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既有从德国来的卢安克，也有许多本土的义工。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前不久，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遇到来自台湾的一群青年，大概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废除死刑推动联盟。记得当时领头的女孩还在得意地说台湾已经四年没有执行死刑了。自2006年起台湾没有执行死刑，有44名死囚尚未处决，因为法务部长没有签字批准。几天后，我回国看到一条与此相关的新闻：“台湾的法务部长王清峰首度以首长的身分，发表一篇名为《理性与宽恕》的文章，明确主张台湾应该暂停执行死刑，即使丢官也不在乎，甚至愿意为死刑犯下地狱。”辞职时，王说了一句话，“要我杀人，真的办不到，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觉得在官场无法施展抱负，人还是可以选择的。

今年年初，我回老家，遇到一位民政局的官员，他在当地负责基层民主建设，主抓各村的选举，推动村民自治。虽然和很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基层民主选举有太多阻力，但既然还有空间做事，就一定要将这个空间用足，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跑到乡下去督导选举。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员还坚持写了一本厚厚的“民主日记”，记录自己推动基层民主的甘苦。之后我去巴黎，为了读完这些日记，我甚至来不及收拾行李。他的积极作风以及他的思考深深地打动了我。

三、不自由，仍可活

A. 不自由，毋宁死？

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但是，没有人相信帕特里克是为了让大家去做人体炸弹送死。活着还是死去，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严。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古往今来，人类的思想总有相通之处。就是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应的论述。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一种上佳的状态；亏生是要差一些的状态；死亡是更要差一些的状态；迫生是一种比死还要糟糕的状态。”这里的全生、亏生和迫生，可以说是关于自由的三种状态。一是完全自由、二是部分自由、三是完全不自由。转型期国家正好处于亏生的状态。按照子华的理论：“全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恰如其分得到满足；“亏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官能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所以出现来自于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不够，“亏生”的程度取决于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程度，“亏生”的状态越严重，就反映对生命价值的越不尊重；“死亡”，对于这个人类生命个体的状态还缺乏了解，大概是和没有出生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迫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没有得到恰当的满足，而得到的又刚好是这些器官所不需要的、甚至是排斥的，也就是所谓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你想看《南方周末》，他逼你看《环球时报》；你想林青霞，他非逼你想红太狼……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100分、亏生是50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

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要“毋宁死”，我也是不能赞成的。

其一，“迫生不若死”，逻辑上有问题。一方面，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而宁愿牺牲掉其他的自由。

其二，相较于“不自由，毋宁死”，我更相信“不自由，仍可活”；相信不鼓励个人牺牲，大家都来担起责任、积极行事的世界会更好。关于如何积极生活，我在《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当你对罪恶视而不见，恶施加于人心上的恐怖的魔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所以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平常我们常会看到，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中国人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中国人在预言惩罚方面却有着无人能比的参政意识与激情。

其三，不自由，仍可以创造。

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这一点谁都不会否定。否则，我们目前这个时期就不叫转型期了。问题在于，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扫箭牌？

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伊朗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等等。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关心是分不开的。

B.霍金和鲍比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读者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

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他用仅能活动的3个手指操纵一个特制的鼠标器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字母、单词来造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出声音。通常造一个句子要五六分钟，为完成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他要准备约十天。

“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这一书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 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那些认为这个时代不如意的，同样要调整心态，像在一个正常时代一样生活。

另一个人是法国《ELLE》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他也是影片《潜水钟与蝴蝶》里的原著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你觉得人生漫长，无所作为，就看看他是如何写完一本书的。

1995年12月8日，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对于鲍比来说，他的身体像潜水钟一般沉重，心绪却如蝴蝶一般自由。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时代太过沉重，太多困厄，时常让你艰难行事，你也可以将这个时代比作潜水钟，而你的自由精神同样如蝴蝶飞舞。

四、自由在高处

最后给大家出一道题，解释为什么“自由在高处”，以及为什么你站起来了你就在高处，你就有了神性。站起来，你就超越了空间看见了时间。

题目是：请挪动其中一个数字（0、1或者2），使“101—102=1”这个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动其中一个数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数字对调。

好了，题目就说到这了，您现在可以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够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做出来了的。而当我把这道题转述给一些朋友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远比我要多得多。有一位朋友，冥思苦想两个小时后终于放弃。他当时是多么绝望啊！我至今未忘他那痛苦的表情。然而，当我将答案告诉他，他彻底崩溃了。

几年间，我问过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与媒体界的一些朋友。偶尔也有想出答案来的，但的确花去了他们很多时间。比如有一次，几位电视台的朋友请我吃饭，我便给他们出了这道题。接下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吃，等其中一位“哎呀”一声道出答案，一桌菜早凉了。

当然我也没少外通外国，拿这道题折磨西方人。都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强，至少在这道题上，我认为是不见得的。今年初，在从瑞士到巴黎的列车上，为了解闷，我让同行的几位瑞士和法国旅客做这道题，竟无一人能答。随后，在巴黎到北京的飞机上，包括一位意大利人、一位德国人和一位中法混血儿，也都没有答出来。待知道答案时，他们的表情同样是有些无奈而痛苦的。我的这道题，让西方也崩溃了。

我无法拿这道题是测验古人，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知道今人，无论国界，无论东方与西方，时常会困于某种思维陷阱。

也许有的朋友已经想到了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我还想谈一部电影。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我刚念完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勇敢的心》，但自从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后，我更愿意将后者视为我一生的教材。这部片子影响了很多人，里面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主人公安迪本是一位银行家，因为被错判入狱，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余生。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后来，如其所愿，这位银行家成功越狱。这是一部关于个体自救、关于希望的影片。现在我们一起回顾片子里的三个经典镜头。

其一：安迪和狱友一起修葺监狱的屋顶，并且与狱警达成交易，获得在屋顶上喝啤酒的权利。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安迪的好友瑞德这样叙往：“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其二：安迪坐在办公室里，反锁房门，将监狱广播的音量调到最大，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此时，镜头拉升，所有囚徒抬头仰望天空，恍惚之间，这座曾经消失了音乐的肖申克监狱像是洗礼人心的教堂。

其三：安迪从下水道逃出，站在泥塘里，在电光雨水之下，张开双臂，体味久违的、失而复得的自由。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里的三个镜头都与高处有关。无论是在屋顶上喝啤酒，仰听自由的乐声，还是张开双臂欢呼自由，自由都在高处。而我所出的这道题，也是答案在高处了。

一切很简单，你只需将“102”中的“2”上移，变成平方便大功告成，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等式：“101-10^2=1”。

为什么这道题让许多人终于放弃，想来还是因为思维定势吧。一说到“挪动”，他们首先与最后想到的都是左右挪动。而如果你能够总揽全局，不受制于这种约束，让这里每个数字都东奔西突，活跃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会很快找到答案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其实，有关这道题的分析何尝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

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同样，当刀客在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毫无神性可言。

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跳出单位思考人生，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够从肖申克监狱里逃出，正是因为空间禁锢了他，而时间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来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来做。我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本文根据2010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内部演讲整理而成）

安迪刚进监狱的时候，狱友瑞德对他说，“监狱是个有趣的地方，开始你恨它，接着你适应它，日子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

坐在监狱的屋顶上，安迪幸福地看狱友喝啤酒，第一次在监狱里体会短暂的自由人的欢乐。

《费加罗婚礼》响起，天空中传来自由的音乐，囚徒们抬头仰望，肖申克监狱在那一刻被改造成感化人心的教堂。

暗藏锤子的《圣经》，翻开后的第一页正好是《出埃及记》。

闪电与暴雨之下，从下水道里逃出的安迪将双臂伸向高空，拥抱久违的自由。

《肖申克的救赎》海报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八十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讲座，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希望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时代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该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所以我说：“革命从未成功，改良仍需努力。”

图一

图二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图一中，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图二中红色恐怖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期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图三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图四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图三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图四（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图三

图四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九十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伯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几天前我和何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利时，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渡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过。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样夺来夺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句话我们在电视或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狈。在电视里，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时，所看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叛徒在给刚被抓到的地下党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躲在门外偷听的人可能以为我在用钢丝床哄骗你们这些“地下党”投降。

然而，事实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成语典故最早是用在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当年满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荆州，后来被蔡氏兄弟追杀，飞跃檀溪，逃到襄阳的水镜庄。水镜庄里有个著名隐士司马徽，人称“好好先生”，又叫“水镜先生”，意思是“心如明镜”，很会鉴赏人才。当时的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都曾经向他求学问道，研究东汉如何实现暴力转型。

刘备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马徽谈时务。司马徽很谦虚，就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个社科院的，哪懂什么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俊杰有卧龙、凤雏两人。这里的卧龙是指诸葛亮，而凤雏是指庞统。后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指那些认清形势、了解时代潮流者，才是杰出人物。孙中山后来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讲的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讲现在的时务就是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有人讲，中国的传统很封闭，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从骨子里讲，中国人是具有开放精神的。比如说中国的“天下主义”，事实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诗经》，发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很值得回味，在这里，自然与人，人与人，彼此都有开阔的心胸，都愿意互相接纳，所以我说这句诗是一幅关于开放社会的壮丽的人文风景。

有人说老子是个自由派。但是，老子主张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小国寡民”，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道德经》第八十节这样写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社会吗？老子讲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会鸡犬相闻呢？既然鸡犬相闻，传播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开放都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那么，老子能封闭社会吗？所以我说，走向开放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搞封闭社会，搞“老死不相往来”，连古代的鸡狗都懒得听你的，要隔着历史向你抗议。

我相信中国的多元化与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当那些搞儒学的教授、研究员建议把儒教当作中国的国教时，我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关于开放的写作，今年超级女声决赛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同发了我执笔的社论——《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网上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激动、热忱与希望。香港与美国的媒体都立即谈到了这篇社论。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网上流传，说超级女生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网民猜测这是有人授意探风的，但是，没有人响应它写第二篇文章。这说明中国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为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背黑锅了。要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了中国当下的时势。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跨国传播的发展及中国社会内部的产权革命，中国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种前进虽然有时显得冗长缓慢，却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可能逆转的。现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国际法、全球治理、人权高于主权等关涉到开放社会的重要理念也正在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将来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将是前进中的挫折。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评”论。

首先做一个区分。我在前面“时”论部分讲的要“识时务”，是个眼力问题，现在在“评”论部分要讲的是立场，是个脚力问题。

我从1995年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曾经在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但是整体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脚力不好，而是报纸脚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领中国进步，反而拖中国进步的后腿。当时报社领导讲了句流芳千古的话——“评论可以写，但不能有观点。”

当然，这样的评论比较难做。因为有没有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取决于听众。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我说中国媒体现在有进步，除了人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尽管现在还不充分，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开专栏的几家报纸，不但有专栏评论，还有社论，彼此都在竞争。当然，这是朱学勤先生讲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并用的时代，大胆一点的编辑记者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都市类报纸有自己的社论是一个大进步，这个进步尤其体现在社论作者队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怎么会找到远在巴黎的你来写呢？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感谢MSN，传播改变生活。

相较而言，此前党报的社论，可谓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转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社论，偶尔也有本报所谓“政治高人”写的。这些社论的传播，就是一句唐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梨花，不是以救济社会为特征，而是要统一思想。显然，这种上传下达，过手不过脑的传播方式不利于国家思想库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

只有当我们站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媒体今日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立竿见影。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年轻有为，很有号召力。我在巴黎，文凯邀我写专栏时还附了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颇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国时评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确是份让人眼热心动的报纸。孙志刚案见报当天，南都配发的社论是孟波先生、《新京报》评论版现任主编执笔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我在上面提到网络之于中国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这在孙志刚案有所体现。事实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据说广州媒体也被立即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但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天中午立刻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没多久，我们在Google简体中文网站上可以检索到四五万条与“孙志刚”相关的信息，一夜之间，眼泪洒遍互联网。

如果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就是要让这颗灵魂担起责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媒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社论，有纯洁的、仅属于这一叠新闻纸、代表这张新闻纸的真实立场的社论，真正做到以时评干预社会，改良社会。

写时评或社论，是书斋里的孤独演讲，演说者与听众彼此都看不见。有人会问，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第一，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

关于上面的独立，在1932年胡适和丁文江创办的《独立评论》发刊词上亦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相通之处。我们既要防范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也要防范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如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所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借今天的机会，我想再补充一点，即第四点，要学会自由交流。这就是我说的“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

不久前，我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莱姆先生聊天，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讲的三个独立，可以归类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将它纳入合作的范畴。

我把时评当作启蒙运动的延续。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甚至如贝克所讲，现代性才刚开始。但是我认为启蒙需要重新定义。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时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能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具体到中国，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分野，在胡适从《新青年》阵营出走时就已经注定了。胡适的主张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然而，陈独秀认为真理在握，认为每个人跟着他争自由才能有自由，这种思维不论主观上多么进步，但是在客观上只会制造一批批的奴才。

为什么启蒙运动误入歧途呢？我想从“光”这个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在法语中，启蒙是Lumi è re，英文是enlighten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启蒙，不停留于指出黑暗，关键是要有光。谈到光的作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匡衡凿壁”这个典故。

西汉时期有个经学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学，但是呢，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邻居家夜里点蜡烛，但是烛光却照不进来。匡衡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烛光照射进来，借着那点微弱的烛光读书、做笔记。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光有什么意义？显然，匡衡挖了一个小孔并不是要看那根蜡烛，而是利用这些光来看别的东西。假如匡衡凿壁只是为了偷看邻家的烛光，就不会传为佳话，匡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在历史上将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窥光癖”。

我之所以解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当工具用，借助光明来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墙上的那个破洞里面。他们要用这些光去照书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与膜拜。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筒，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儿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张，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说的几点，应该是一个书写者参与时代命运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同样需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由交流，我把它视为一种思想上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合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如布莱兹·帕斯卡所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2005年11月8日南开大学演讲整理而成）

日报七年，我的文字心灵——给朋友的信

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报七年》是我在2002年出国前后陆续寄给几位媒体朋友的信，解释我所以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报社。事后我知道，朋友们多是流着泪读完的。由于这是旧年的心迹，一直不愿公开。然而，朋友们的话也时常让我动摇，因为这封信“让有理想的人不孤单”。

藉此文，我想对过去或将来的朋友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天各一方，忙于生计或苦闷于这个时代的“笼恩”，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可以被唤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将超越人际的一切无奈与磨难，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自由。

——题记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对我来说，这种哲学只能写在书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自南开读书始，留学是梦，但一直未能成行。浅显的道理是，贫穷妨碍成长，读过我《祖母坟》一文的人会明白，我为家境担负和即将担负多少责任。毕业后直接分到日报，几年辛苦，告别了拮据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毕业，我放弃了法律。选择报纸是我文字工作的开始，我想我的一生注定要交付给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但它同样是真诚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无物，也不会说什么阳奉阴违的话。在报社的新闻策划案中，我提出“每一个字都可读”的要求并非是头脑发热，因为我从不认为报纸新闻与评论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时间的维度，新闻记者其实就是史官，他必须对他的文字负责。应该说，开篇《我们走遍大地山川》寄托了我所有的新闻激情：

“所有的新闻，都是人的新闻，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们追求真实与亲历，洗尽铅华与浮华，让每一个字都可读。我们记录的每条新闻，都透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喜与从容、傲慢与偏见。我们也将记录下您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每一颗与您一样平凡而高贵、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灵。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网上发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护；写在报上的评论，许多被境内外媒体转载；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引来纽约媒体的采访。虽然我的评论专栏因曲折抗议北京学校当局驱逐学者而被叫停并处以罚款，那是因为我高估了秩序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同时，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广泛涉猎”或不满——作文泄愤浇灌块垒的年少轻狂已与我无关。

这些年，我读了些书，研究了些杂志，看了些电影，也思考了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求知、写作以及朋友间的共同成长胜于献身金钱与权谋。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看看《财经》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我就难免会责备自己是块镀铜的石头。并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是显学就去凑热闹，谁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史，其实也是部经济史。谁也不能像圣·埃克絮佩里笔底的小王子一样，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种一朵花，打扫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处旅行而无需任何交换。直到现在，我常后悔南开读史时，辅修法律而无经济。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却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譬如说老虎为什么快杀光了，透过经济学，我清楚这不过是“共有地悲剧”的上演，思考这类问题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怆、对猎手的道义谴责上。同样的道理，近西学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

J’ai commenc é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有人说我恃才傲物，其实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样，人们走过旷野，只看见远处的浓烟，却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这样被人误读了。我渴望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也会是那位追赶克利斯朵夫宁愿死在庄稼地里的老头。在心底我是无比谦虚甚至虔诚的，对智慧更怀敬仰之心。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于读经济后悔这些年所涉人文知识离科学太远的缘故。几年来，在读书方面，我已经趋于理性，更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既是受胡适的影响，也来自唐德刚对胡适的批评。唐德刚强调了经济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启发下，我书架上除了《读书》外，还有全部的《经济学家茶座》。前者已经偏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更倾心于后者。坐在南开大学的主席台的地板上听张五常开讲座，既是学习，更是一种态度。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国学习的最根本动机，而不是移民、过日子，到外国旗下宣誓。有了这个想法，我才会坚决得有些残忍，抛舍家园。这些年来，我从不畏惧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写作，一切痛苦都将在未来得到补偿。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犹豫“是出国还是下乡？”中国的这次大搬迁（城市化），有许多东西可以记录，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必然会写出见证时代、安慰我心的作品。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几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没少关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新左派如甘阳、汪晖等大多数是留学归来的，大谈自由主义的却都是本土博士。汪晖们在异国他乡到底读到了什么，他们的学术是不是真诚的，的确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于下乡，将来回来也可以做，而且只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闻与政治上较成熟的一年。关于陆学艺先生的采访最后拿到《南风窗》上刊发实在是迫不得已，细分中国改革历程与进程，对阶层分析绝对是顺应时势的，是积极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风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对本报拒发此稿是理解的。随后我给了《南风窗》的秦朔先生和《经济观察报》的朋友，结果两处都同意刊发，而且秦朔同意分两次发一万字。只是在其后的稿件刊发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注明我仍在为报社工作，当时报社有不少人说我跳槽到了《南风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说我在“媒体政治”上成熟起来，也让我在做新闻时快乐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变的动物，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

工作的这几年，我在家看了许多电影，它们陆陆续续楔进了我日渐宽容与理性的思想空间，成为将来回顾我心路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页。我曾对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见，但在无意中看了些伊朗电影后便改变了看法。比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开门》、《水缸》、《樱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难想象在世界那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干净的电影。它直指心灵、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让好莱坞的大片以及欧洲所谓的艺术影片的导演们无地自容。每种文化都会有或这或那的缺点，但它同样也会有闪光的一面。又比如说，当我看了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后，我就不会在重看意大利的写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时骂中国导演没有良心。中国已经过了用肠胃蠕动代替大脑思考的时代了。有这些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我满怀信心。

就像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所表述的，《天使爱美丽》影响了我的新闻判断。导演Jean-Pierre Jeunet有很好的解释。Jeunet在谈到为什么拍摄这部片时说，“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它给我的启示是，除了维护社会正义与新闻正义，揭批丑恶，新闻也应该把云层上的阳光给读者，把苦难外的温暖给读者，把困顿中的希望给读者。

我的震动同样来自年初某期《南风窗》杂志，它做了一个“新新中国”的专题，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乡土”、“新视野”、“新政治”，将一个需要改良的中国做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做到了“总有一种激动让我泪流满面”，也做到“总有一种希望让我泪流满面”。

我不得不检讨，在我忧心忡忡写稿编报的七年岁月里，有个金贵的东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电话，说该去签证了，此前因为工作，我已经错过了四五次入学机会，这时我还在犹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签证通过，我已出奇平静。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着过去的七年和将来的无尽岁月，想着早孕的妻子和父辈的责任，颇有点太史公当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部里有个记者，终于在等到我拿了签证的消息后投奔《南方周末》去了。我相信近一年来我们的相处是诚恳的。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做新闻上我给了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我也为他在等待我的几个月里深感内疚。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他也是为数不多听从我的劝告继续读书并能在我家借书读的人。在我带过的记者与编辑中，大概只有他真正明白我握着一份报纸或杂志时的激动，明白我所说的“深度”及“好杂志视野辽阔”的深刻含义。所以当我在《财经》杂志上看到《中国农村税赋之变》的巨幅扬场上的照片时，会想起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某张图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与他讨论“黄宗羲定律”，讲新闻正义与爱心的区别。我相信我的知识是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愿望是与我一起做份政经杂志或“大新闻”，平素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共同成长”，但现在他只有选择离开。在他希望我留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对他说，眼下在《南方周末》做是个机会，《南方周末》也需要转型，它必须找到改良社会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批评上。就像近期《一位副省长的政绩观》的稿子一样，相信许多读者都看厌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还愿读下去？它就不如拿《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第二个陈景润？》或《市长民意调查》做头条更好些。

其实，眼下《南方周末》走下坡路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国政府渐渐走向理性务实，同时中国人更需要的也是理性，而不只是愤怒，更不需要龙应台所说的“都愤怒起来”。有时愤怒的报章无非是给读者痛苦的伤口上撒盐，理性的传媒更应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媒体必须担当启蒙的道义，而启蒙说到底是“要有光”。

8月28日，我们告别了，他离开了工作了20个月的这家报社。临行前我们都显得很平静，我送他到了电梯口，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责、荒凉、空空荡荡。大概是十来分钟后，电话铃响了。电话那边是他哽咽的声音，他站在楼底哭泣。“熊老师，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我围着大楼转了几圈，但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竟至号啕，“半个月后回来为你饯行……”

两条汉子，内心如雨。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泪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以无助而自责的目光送走了一位刻骨铭心的朋友，他带着炽热的新闻理想，也带着痛彻内腑的忧伤离开了这栋大楼。在我即将赴法留学的这段荒凉日子里，那是一柱可以医治我幻灭的寂寞的心香。

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近两年来，我渐渐开始我的人生转型，并终于选择了出走。对于将来探求智慧之旅，我无法寄托太多的奢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永远无法容忍自己的闲适与堕落，三十岁后，我仍将是个勤苦向上的人，我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自工作以后，境过时迁，心态平和，我已不似少年时，李敖的书自然看得很少了，但他早年的那首预言诗却依旧暖怀：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可是这一回你错了／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只归巢的宿鸟／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虽然我常失机缘，但我的成长与自我转型也是金不换的。我相信，我工作七年间的隐忍与成长，远远大于我的大学以及身处乡村的流金岁月。我同样相信，未来我若有所为，也是和这几年的经历有关。

2002年8月31日深夜

附记：七年来与近一两月来，经历了太多风雨与波折，今天我把这篇已陈旧了的文章献给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走过与聊过的朋友们，我想说，无论我曾经在哪片土地上洒下泪水，我都是带着阳光离开的。在三十岁之前，我宽容了一切，也宽容了我自己，宽容了各色土地及深播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2002年10月31日于大西洋边

又记：世事与心灵，沧海桑田。我在文中叙述的张五常先生，今已“藏之名山”，因为逃税失踪近两年。我的那位媒体挚友数月前因“《南方周末》被收容”而辗转投身于另一家政经杂志。我就读于巴黎大学，兼做《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并继续以孝悌之名，维持乡下赤贫父母兄弟的生计，代偿中国政府城乡分治的原罪。让我对留学犹豫不决的农民调查终因出国暂时放弃，国内已有《中国农民调查》，亦可欣慰。

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今天，春暖花开，是个幸福的日子，我的女儿已经满周岁。隔着电话听她喊爸爸，一声声清脆的童声，响彻于万里之外的中国。

2004年初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给朋友的信

尊敬的M兄：

谢谢你的长信，我读了好几遍，却苦于没能抽出整块并且宁静的时间来回复。虽然立即让J兄转达了谢意，但是几天来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最近一直在忙一本思想史的译稿，由于作者催得十分紧，近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没日没夜地补译注释。好在今天上午一切终于忙完，发给了作者，算是松了一口气。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文，记述自己若干年来的心路历程。题记为“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所以，当我读到你数千字的长信时，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直至现在，仍无法平静。我之所以心怀感恩，不只是因为你的夸赞与鼓励，更是因为在J兄的帮助下，我们这些有理想的人、这些在这个糟糕或伟大的时代同路的人、这些曾经孤军奋战的人能够无处不相逢，让人生这原本平凡而孤寂的程旅，顷刻间变得如此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上次我和J兄说，我能给自己最好的箴言，莫过于“爱我一生一事”。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应该为自己生活；这“一事”，对于我来说，就是献身于思想与文字。我从不讳言，对于文字我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诚。唯有自由思想，才能让我们可以不依仗或畏惧权势。我相信我的文字及文字里所承载的思想是我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是我现在也将是最后的安身之所。

谢谢兄在来信中着重谈到了“幸福与自由”，这是我所有文章里的灵魂字眼。我知道你是读懂了我的每一个字的人。

关于“什么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有过极其完美的阐述。和他一样，我相信，幸福只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的一个副产品。自由也是一样。那些以自由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时常为自由所奴役。相反，我认为人生才是自由的目的。换言之，我们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因此，对于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我是不能完全赞成的。因为人生先于自由，必将远远超过了自由这个价值。所以，我时常提点自己“不自由，仍可活”，提点自己不要过于在意人生的境遇和条件、苦闷于一个时代的“笼恩”。十几年来，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西洋，日日辛勤于生计与思想。我相信，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机会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可叹许多人，从来不曾给自己这样宝贵的机会，只顾人云亦云，唉声叹气，全然忘记自己积极行事的意义，忘了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进步。所以在这里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份悲观”，“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周遭的一切？对于个体的人，自然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如多恩诗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部分。”然而，对于社会关系、契约等元素，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原则却是极为重要的。如你所知，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任何人际关系、社会契约，都是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有许多人会陷于工具之中，最后完全迷失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工具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呢？譬如说，有些人为了谋得一个职位，抛弃自己生命里最真实需要的东西；有些人会因为在社会中无以生存，而最终走上自杀或自暴自弃的道路。然而，假如一个农民买了一把锄头回家，当他发现这把锄头并不如其所愿，不但不能锄草，反而砸肿了自己的脚背，在他备受挫折之时，他会不会因为这把锄头而否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工具，会有那么多人陷于社会关系、契约之中，最终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人生呢？因此我说，人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也可以更换工具，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积极人生的一个大前提。

如果说当下的我还有些超脱，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我有另一个自己，他独坐云端，观照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提点我不要因为和其他孩子抢粮食或炫耀抢来很多粮食而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说，即使在今天，当人们慨叹上帝已死、世道崩溃，并且纷纷自况“万念俱灰”时，我却看到时间没有崩溃，并相信生命是靠得住的。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拥有自己的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时间而拥有神明。事实上，这也是我在文字之外能够获取无穷力量的另一个源泉。当然，我这里讲的神明，并不是中国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而我之所谓“放弃”也并不是那些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智者们所说的“舍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生命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我珍爱时间不过是想借此获得更多机会去创造罢了。同样，遁世的观念是于世无补的，更不值得赞美，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人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变得美好。若没有《论公民之不服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及其湖畔木屋也会顿失光彩。

我常在想，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何其幸运！今日中国上下，承千百年来之沉郁与坎坷，正在积极转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很庆幸我们的社会承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并且着手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关乎人而非神鬼的传统。我们因此有了许多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有一种与现实或过去决裂的姿态。我的心地平常而宁静，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21世纪将是一个和解的世纪。

……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既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同时又要有开放的思想。以独立为唯一目的而不谈合作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众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拒绝食物的人、自我封闭的国家都会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们赞美的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要回到社会与人交往。

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宏大的眼光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民族独立，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个人或者群体对自由与独立的争取。但是，仅仅争取自由、独立是不够的，因为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20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

感谢这些与我盛开在同一时代的花朵，感谢所有与我共此征程的时代同路人，之于你们，我将始终如一地，心怀温情与敬意。

熊培云

2006年4月于北京

（本文摘自《思想国》一书后记）

附录

易卜生主义（胡适）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

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得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平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是我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很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虽不能全说是写实主义，但是我们看他极盛时期的著作，尽可以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第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 （《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二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

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他也该喜欢什么，他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会替他思想。他自己不过是他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 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他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他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他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的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势，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

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他的“天职”，守他的“妇道”。他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又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他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他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他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他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他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他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论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戏里有两件冒名签字的事：—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人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妇人犯这罪全因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问这些区别。请看看这两个“罪人”讨论这个问题：

（律师）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实对你说，我犯的那桩使我一生声名扫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 难道你居然也敢冒险去救你妻子的命吗？

（律师）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说来，这种法律是笨极了。

（律师）不问他笨不笨，你总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个法子，免得他临死的父亲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吗?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的。你是一个律师，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柯先生，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娜拉》一幕）

最可怜的是世上真少这种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娜拉》戏里说：

（郝尔茂）你难道没有宗教吗?

（娜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进教时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一些话。他对我说宗教是这个，是那个，是这样，是那样。（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问他信什么教，他就把他的牧师或是他的先生告诉他的话背给你听。他会背耶稣的《祈祷》文，他会念阿弥陀佛，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这种机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这样兴旺呢?原来现在的宗教虽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却极有物质上的用场。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发财得意的。那《群鬼》戏里的木匠，本是一个极下流的酒鬼，卖妻卖女都肯干的。但是他见了那位道学的牧师，立刻就装出宗教家的样子，说宗教家的话，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祷，把这位蠢牧师哄得滴溜溜的转（二幕）。那《罗斯马庄》（Rosmersholm） 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后来他的思想改变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入本地的自由党，不料党中的领袖却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教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里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处罢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会”竟开明的用种种物质上的便利来做招揽会员的钓饵，所以有些人住青年会的洋房，洗青年会的雨浴，到了晚上仍旧去“白相堂子”，仍旧去“逛胡同”，仍旧去打麻雀、扑克。这也是宗教兴旺的一种原因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我且举中国风俗为例：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叫做《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这样一个大奸，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会上都尊敬他，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公民的模范”、“社会的栋梁”!他谋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几千人，排起队来，打着旗，奏着军乐，上他的门来表示社会的敬意，高声喊道：“褒匿万岁!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上文所院的褒匿，当少年时也曾想和社会反抗。但是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骗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他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就像老虎长了翅膀，更可横行无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他们钱赚得够了，然后掏出几个小钱来，开一个学堂，造一所孤儿院，立一个公共游戏场，“捐二十磅金去买面包给贫人吃”（用《社会的栋梁》二幕中语），于是社会格外恭维他们，打着旗子，奏着军乐，上他们家来，大喊“社会的栋梁万岁!”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多数党说他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听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浴池—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听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把裤子都撕破了，还被众人赶到他家，用石头掷他，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也被校长辞退了。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要用他的《尺牍》（Letters，ed．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参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都是好兵了。

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不过是弄把戏，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 （Commune） 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十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尺牍》第一七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种观念起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二○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九零六）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

六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白兰戴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个恶人害得破家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堕落深了，竟变成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于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他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他年纪轻，不让他管家务，只叫他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许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许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说道：

（丈夫）……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事见上文四节），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

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国民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初稿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后记

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就在我准备为本书写一个后记的时候，正好接到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兄的一个约稿。2010年即将过去，力奋兄希望我能就过去的一年写一点总结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谈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出版后的一些感想。

回想整个2010年，我关注和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

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之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

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这是一次很好的协调。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始终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

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

第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梁文道兄说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找我。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

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以求尽责。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长那里告了状，并直接导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个不思进取的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个满怀赤诚的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如此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一点叹息的热情都没有。

我只能安慰编辑，我不介意，我为此感到很抱歉，同时希望他也不要气馁。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因此延后出版，但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

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在甘肃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仅是我思考与写作的见证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从旧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

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该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及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等等。

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机会提前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过去的一年，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这一年，旧的秩序继续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体育盛典上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事实上，由于中国方向已明，这种默契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也是我对未来乐观的原因之一。

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无论是评委们为该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说实话，有时候一想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无穷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甚至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需要重新出发？

每有悲剧发生，许多人都在说，啊，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就是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一个整体性推进。

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而非当年一人站立，亿万匍匐。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跪求，只为权利昂扬。

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读过我文字的人，常常不解我为什么会有不可救药的乐观。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每天都在积极做事，实在没有时间忧虑。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

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够接连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正如此刻，万籁俱寂，凌晨四点，继续昨晚没有写完的后记。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还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创意与灵感，而我不可能将这思考与写作的任务交给他人分担。我承认，这是我的烦恼。

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思考与写作，正如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做爱一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并感受万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会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亲力亲为，享受或者承担，这样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爱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戴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

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写出的文字，淹没于时光长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线索，将至今仍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习惯奴役”，即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至于如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时代本身的演变。

之所以有此补充，也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但这并不突兀，既符合“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看来也更有希望。胡适先生说得好，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不自由的状态，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甚至躲进地下室里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了。

诗人兰波说，生活在他处。同样，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在他处。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从一个空间运到另一个空间，包括改变身份。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又名《旅客》）。戴维德·洛克是伦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奉命在北非采访。此时，他正面临一场人生危机，无趣的生活让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记者这个行当，他要挣脱牢笼。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旅馆里。一念之间，他和这个死去的人交换了身份。他让戴维德·洛克死去，并以军火商罗伯森的身份继续生活。然而，即使是改变了身份，他也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纠缠于新旧两种身份之间，面临双重追捕。既要面临妻子的寻找，又面临当地政府的追杀，直到后来仓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馆里。

这是一部有关自由与不断逃离的影片。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的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

而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想要着重表达的正是以下诸信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你即你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与此同时，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也是我信心之来源。

我常在想，自由并不复杂。美好之世界，美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顺其性情做好分内之事。而我之积极做事，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尽责与从容而已。我一直认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一句非常有禅机、非常朴素庄严的话，即勤勉于当下，努力于今朝，修行于日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民间话语里，它竟然被曲解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了。

人生是一个过程。环顾四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只管尽心尽力做吧。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而今之日我们所不乐见的种种恶果，多不在你我罪错，而在于上几代人甚至更远已经种下恶因。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社会，但今日能种下善因，我们即已修得善果。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即使世事无常，我也要在无常中得人生之大圆满。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没有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

就在昨晚，借着2011年《新京报》的元旦社论，我同样表达了自己心存希望、积极做事的态度。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虽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当务之急，但我们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份心安么？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离开了我们。这位“诚心诚意的漂泊者”，一个“职业生病，业余写作”的人，带着他关于生命的追问，走向另一段旅程。他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自由，以至于在他离去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理由悲伤。对于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爱惜生命的人，致力于丰富人心、改良社会的人，我们只有诚挚的相惜与敬意。

早安，2011年。虽然今天天寒地冻，阳光依旧照窗台。美好年华，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过去的一年，将到的一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为自己更自由与幸福，为社会更开放与开阔，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

回到本书的出版，和以前一样，仍需要感谢许多时代同路人。在这里，尤其感谢新星出版社，感谢新浪网、新周刊、中央电视台、新京报、南方报业等媒体朋友以及南开大学文学院诸多师友所给予的鼓励与帮助。这个名单的确很长，我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我的感恩。除此之外，我还要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即希望我可爱的孩子将来能够读懂我写在这本书里的自由与自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比我们更多的自由，并懂得珍惜与盘活。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静静的新年早晨，想起Beyond的《海阔天空》，想起“海阔天空你与我，谁没在变”，想就这样一直写下去，自由自在。最后，还是要听自己的劝，“勤劳的人要节制勤劳”。为了更遥远的未来与自由，先写到这，有缘再会。

2011年元旦，作者谨识